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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十二):历史的终结?
文/柯华庆

第八章 历史是否终结?

 
        1989年夏天,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一出,引发东西学界政界的激烈争论。1992年,福山在吸收各种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写出专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因为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似乎成为了被实践所证实的真理。
 
8.1 福山的转变
 
        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二十五年之后的2014年,福山在《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再次发表《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为其观点辩护,然而声音是微弱的。福山不得不承认现实:“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我们的麦迪逊宪法,有意通过各级政府的大量制衡来阻止暴政,如今却成了一种否决政治。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福山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实践对美国式的党争民主制形成了挑战:“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对于二十五年历史并未终结的现实,福山并不认输,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们的预测则正好相反。福山本是经验主义者,其之所以得出“历史终结论”是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现在又在历史并未终结的事实面前以所谓大历史的视野来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未来的检验。
 
8.2 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每个个体的理性能力会逐步提高,身份平等的意识会渐渐觉醒,人类社会终将是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前进。对此,托克维尔有非常敏锐的预见:“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1]然而,民主并非天然就是社会的进步,民主需要科学的研究和制度的规范。“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实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2]近两百多年的民主的发展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言。问题不在于“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福山2014年文章标题)这样的价值判断,而在于具体的民主制度设计:哪种民主制度能够真正实现民主的价值,实现国民的整体利益。
 
        美国模式是立宪党争民主制,中国模式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上,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来确立政府,政党通过竞争获得政权。典型模式是两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拥有大致等同的执政机会,通过竞争轮流执政。通过竞选获胜的是执政党,其他党是在野党,在野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牵制。党争民主制的核心是制衡。一方面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另一方面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相互牵制。党争民主制是“多头”的分权体制,政府的权力比较弱,资本的权力比较强,实质上是为强者(拥有物质资本或智力资本的人)服务的。立宪的党争民主制着眼于消极自由权利的保护。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简称为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在自由问题上假定三者:弱者、强者和最强者,主张政府应该在政治上集权,成为毫无争议的最强者,威慑强者横行霸道,保护弱者的自由,通过立宪和法治规范最强者的权力,从而实现全民的自由,也就是共同自由价值,[3]是真正的民主制。因此,立宪党导民主制是真正的立宪民主制。党导民主制和党争民主制的集权和分权是相对的:党导民主制是一头(领导党)集权,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工来分权;党争民主制是多头(两党牵制和三权分立)来分权,但多头也有配合的一面。例如在总统制的美国主要是总统集权,在议会制的英国是议会中多数党集权,否则多头制无法运转,正像多头蛇无法行动或者行动太慢。
 
        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构成了相互竞争的制度模式。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所以,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民主制之争实质上是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立宪民主制与立宪贵族制之争,也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又多采取政党政治,如果我们将一个党派类比于一个人,可以说现代国家只有两种政治模式:党导民主制和党争民主制。党导民主制类似于君主制,其变体是类似于僭主制的党主制,党争民主制类似于贵族制,其变体是党寡头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的优劣类似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优劣,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的优劣类似于法治君主制和法治贵族制。我们将党导民主制类比于君主制,并非说明党导民主制就是君主制,因为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君主政权的统治能力主要是君主能力,其次才是体制能力;民主政权的统治能力主要是体制能力,其次才是首脑能力。”[4]党导民主制的体制能力远远胜于君主制的统治能力,因为党导民主制下的领导人是从一个先进党中竞选出来的。方绍伟认为,君主政权的崩溃,源自于世袭终身制的“自残悲剧”和“基因悲剧”所导致的“能力陷阱”。自残悲剧是指转身专权的固执、自我放纵和夜长梦多等制度效应所导致的政治悲剧,而基因悲剧是指政权统治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和政权崩溃的政治遗传悲剧。[5]党导民主制的领导集体来自一个先进党,通过法治程序能够选出德高能强的领导人,通过限任制能够实现政治领导人的更新换代,是君主制不可能做到的。按照柏拉图命题和我们的类比,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命题:立宪党导民主制是现实中最不坏的民主政体。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加剧、大国冲突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这一切与党争和国争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第一波民主所导致的混乱和不平等才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代表全球共同利益的德性党来领导全球人民,[6]通过立宪规范党导民主制,通过制度逐步实现全球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将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有比共产主义更完美的社会。
 
结语:现代社会主义宣言
 
        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是第二波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地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于社会主义能否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成果基础上实践第二波现代性。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质是器用现代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形成的的经济社会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合为一体,表述了全面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变革,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存在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我们由于没有能力从理论上论证我们所走的是哪种社会主义道路,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最优选择。我们那时候只有埋头苦干,拿实际成果说话。我们“不争论”,也没有能力争论。我们完全不理会所有的批评,而仅仅用“中国特色”来回应,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办法。对于一头只低头拼命吃草的牛,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邓小平时代面对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背景下的英明决策,为反击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了支持,因为谁也不能否定任何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特色。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再举了。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自信的表达。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我特色”,那恰恰说明他不自信。任何真正有个性的人、有特色的制度、有独创性的理论都不会特别宣示特殊性,而是宣示其普遍性。恰恰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人、没有特色的制度、没有独创性的理论常常处心积虑地宣示她的个性、特色和独创性。特色,无论你宣示与否,它就在那里。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示是中华民族不自信的表现。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目标指向的概念,因为中国所做的任何改革都可以说成是“中国特色”。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甚至以“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之名实行与现代化相背离的改革。任何国家所走的路都是有其特色的,只不过特色多少而已。标明“中国特色”的做法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因为你不说“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的,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有自身特色的。再次,以特色作为追求目标是本末倒置。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运动,尽管每个国家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不可避免会有自身的特色。然而,不同或者特色仅仅是过程和结果,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普遍性的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一个自信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国际性大国,中国需要积极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开放地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乐于“争论”,提出自己的大国理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
 
        恩格斯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第一个词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性之上,而非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定位应该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提升人的德性,将社会中的人逐步变成自我实现的人。通过先进引导后进、先富带动后富、先觉带动后觉、先知带动后知的途径来逐渐实现现代性之后的德性政治。现代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们所向往的社会,根源在于人性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二元一体。现代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为价值,以共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立宪政治新模式,从而满足人民对幸福自由的向往,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二元一体。资本主义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我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既具有利己性也具有利他性,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体。利己性是人的个体性,利他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体,人与人区别在于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多少,制度的功能在于是激励人的利己性还是利他性。人的个体性要求消极自由权利,人的社会性要求积极自由权利,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二元一体要求共同自由。
 
        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共同自由。毛泽东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价值是“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价值是“共同富裕”;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新征程,基本价值是“共同自由”。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社会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每个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和谐状态。共同自由既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共同自由的终极价值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将此理解为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共有制经济。共有就是共同享用或者享有,是在最终消费品意义上的。共同享用是广义的。狭义的共同享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共同享用一种物品或者服务。狭义的共同享用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每个人的共同享有是人的个体性的追求,广义的共同享有既满足人的个体性又满足人的社会性。共有制经济建立在二元价值论基础上:价值既包括发现的价值又包括创造的价值,创造价值又包含生产的创造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创造。资本是发现的价值,劳动、交易、管理和规制创造价值。以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分配原则所建立的产权包括资本产权、劳动产权、交易产权、管理产权、规制产权、风险产权和合作剩余共享产权。
 
        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我们在赞同立宪政治价值的同时要按照自身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宪政道路,进行最适合中国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国的立宪政治只能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立宪党导民主制的价值正是共同自由,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体的自由。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保留,保留权利不容许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先进党一部分权利,由先进党领导人民前进。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理论。现代政治都是立宪政治,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也必将接受宪政价值,因为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保障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私有制从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自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至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越过现代化。现代化是认知上的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体现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转变是从专制政治到立宪政治。现代化瓦解了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关系,从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转变到工业社会中的互赖关系。
 
        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现代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起到号召其他不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只是讲“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的实质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抉择。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应当既有中国特色方面更应有普遍性的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更快发展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
  
        致谢:笔者在完成拙作过程中得到多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曹义孙教授和王成栋教授的建议促使我在理论上更加彻底。田燕刚律师、邓峰先生、姚天宇同学、张峰铭同学的建议被不同程度吸收,杨明宇同学认真细致的校对和文字润色使得拙作的可读性更强,在此一并致谢!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页。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
        [3]详细论证参见:柯华庆、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4]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382页。
        [5]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381页。
        [6]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支持“统一战线”,使共产主义与其他进步党派结盟。琼斯:《导读葛兰西》,相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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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7/3/23浏览次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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