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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法理基础(九):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
文/柯华庆

第六章 党导民主制与共同自由

 
        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没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
 
6.1 从麦迪逊的观点谈起
 
        关于党争民主制的弊端,可能再也没有人比麦迪逊认识得更清楚的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1]第十篇提出党争民主制是对联邦最大的威胁。[2]在开篇,麦迪逊就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3]对于民主政府来说,最大的腐败来自于混乱:“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4]混乱之所以大行其道恰恰是以“自由”这一人们最珍视的最神圣的权利为借口的。正像中国底层老百姓一样,美国老百姓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到处可以听到我们最关心而善良的公民以及拥护公众信用和私人信用、公众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人们抱怨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不顾公益,决定措施过于频繁,不是根据公正的准则和小党派的权利,而是根据有利害关系的占压倒多数的超级势力。无论我们多么热切希望这些抱怨毫无根据,但是已知事实的证据,不容我们否认,这些抱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5]麦迪逊发现,“这一切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党争精神用来败坏我们公共管理的那种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6]党争民主制的价值不是“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集合利益”[7]。
 
        我们可以以此总结出,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就是反民主精神的。华盛顿针对党争民主的弊端开出的药方是禁止结党,麦迪逊开出的药方是“控制其影响”。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没有政党做纽带,政治必然是保守的,所以华盛顿的药方是不可取的。麦迪逊认为,“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在麦迪逊看来,党争的原因不能被消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8]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译为“党争”更好)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9]麦迪逊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代议制来限制民主,即采取代议制民主,称为共和制。在麦迪逊看来,“直接民主制与共和制有两大差别:一,共和制,政府的权力,汇集在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公民手中;二,共和制可以延伸到众多人口,扩大国土。”[10]麦迪逊又论述到代议制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党争民主的问题,只不过是更加有效的提出问题。“第一个区别的后果,一方面,可以改进和扩大公众的视野,由当选的一批公民,担任媒介,上传下达。这批人的智慧,能辨别国家的真实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正义。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11]那么是不是所有议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品质比选民更优呢?麦迪逊的答案是:不一定。“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有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12]由此,麦迪逊寄希望于通过建立联邦而形成的大共和国更能够阻止这类政客得逞,这也正符合联邦主义者的需要。事实上,麦迪逊回避了比阴谋政客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选民从自身利益出发选举议员,议员由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具有党性派性,他仅仅是部分选民利益的代理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代议制民主和大共和国最多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争民主制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的问题。而且大共和国的条件本身是与党争民主相背离的,因为党争民主常常是分裂社会的。正如上文所述,这已经被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所验证。
 
        麦迪逊控制党争后果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党争的祸害的,因为结果已经发生,对其再怎么控制都是有限的。按照常识,控制原因是控制结果的有效方法,治病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才行。那么麦迪逊为什么仅仅企图通过控制党争的后果而回避从根本上控制党争的原因来解决问题呢?因为麦迪逊认为病根是不能根除的。在麦迪逊看来,消除党争原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关于第一种纠正方法,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说法更确切了: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13]“第二种办法,与第一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可以看出麦迪逊认为形成党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自由,更准确说是结社自由;另一是财富不平等。但是这两个原因并非麦迪逊所言的不可控制。首先,结社自由并非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公共领域的自由总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和个人自由对于结社自由做出适度的限制是必要的。其次,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也是可以适度调节的。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保护人的天然才智应该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的制度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然而为了社会的和谐,对于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行适度的调节是必要和可行的。所以,通过对形成党争的两个根本原因的适度控制完全可以控制党争的结果和社会的混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麦迪逊的本末倒置:首先,完全的结社自由就意味着党争,而党争实质上是选贵。倡导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更是赤裸裸地为资本的自由张目。
 
        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首先,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是有德性的代表公意的政党,对有德有能的公民开放。民主党派则仅仅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众意,是合作党和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能够避免党争民主的混乱。其次,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并以此为公意提供经济基础,党导民主制建立在多元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在麦迪逊所揭示的两个原因中,财产权是更加根本的原因。下文将对党导民主制中的财产权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6.2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
 
        市场经济中的多元主体分别对于价值(财富)的创造有什么贡献及其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既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分配正义问题。价值的来源问题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等。
 
        现有价值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清楚,一件物品或者服务有没有价值并非完全是劳动的作用,有劳动不一定有价值,无劳动不一定无价值。生产三要素价值论看到了劳动需要作用在资本和土地上,所以也将资本和土地看成是与劳动同样的生产要素,然而土地、资本与劳动明显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值论将一件物品的价值完全交给市场中的交易一方或双方,这种将价值简单归为交换价值的做法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一件物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对于发现者或者生产者的使用价值,而只有当该物品被拿到市场上去买卖时才有交换价值。现有价值论有三个根本缺陷:一是未能明确价值的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未能区分价值的发现与创造;三是未能区分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和降低交易成本所创造的价值。其中第三点,即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与降低交易成本所创造的价值之分,是重要的。
 
        首先,价值是有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价值是主体对物和行为的肯定,与主体密切相关,同一物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可能是不同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意味着价值具有主体性。价值也有时间性,对于同一个主体来说,同一物在不同时间段的价值是不同的。价值也是有空间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跨时空交易体现了价值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其次,价值来源于发现和创造。一棵树被砍倒并且做成扁担是劳动的成果,但该树的价值是被发现的,砍倒和做成扁担是劳动。所以扁担的价值包含发现树的价值和劳动作用在树上所创造的价值。资本家发现土地、资本和劳动相结合可以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价值只是被发现的价值。再次,降低交易成本同样创造价值。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的财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资源按照人们的需要来生产,而且资源按照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即交易本身创造价值。当交易成本小于合作剩余,交易就会发生,合作剩余减去交易成本就是交易创造的纯价值。正是因为交易创造价值,所以为交易提供交易平台的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类似地,管理、决策和法律规制同样创造价值。科斯论证了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是通过管理来节约交易成本的。企业有管理成本,企业之所以付出管理成本是因为企业能够创造价值。成功的企业家能够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由此,企业家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他们没有实际参与商品的生产。不仅仅企业管理创造价值,行政管理也创造价值。领导创造价值的方式表现为行使决策权:决策正确则收益高,决策错误则收益小。政府也可以通过规制创造价值。科斯定理揭示了在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的初始权力配置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这充分说明法律制度和政府规制等能够创造价值。总之,发现和创造价值的主体有多个:发现者、劳动者、交易者、管理者、领导者、规制者。整个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企业和政府分工协作所创建的。发现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交易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价值创造的动力。
 
        绝大多数商品是由劳动、管理、交易和规制的共同作用创造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应该由创造价值的多主体分享。按照发现和创造价值的多主体性,产权也应该是多重的。发现产权由发现者所拥有,在法律上通常通过先占原则来确立。创造通常包含了发现的过程,创造者的产权是通过劳动作用在发现物的价值上实现的。资本家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创造财富。资本产权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发现产权,劳动产权则是劳动者发现劳动力能够作用于资本上产生增值的产权和实际劳动创造的产权。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的结合创造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交易产权是通过交易获得物品或者服务的产权。管理产权是管理者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创造价值所应该分享的收益。规制是政府权力的实现,所以规制产权应该由全体国民所共享。交易产权、管理产权和规制产权都是创造产权。除此之外,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应该获得合作剩余共享权。制度决定了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规则和竞争的结果,所以每个制度下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如果不给予弱势群体以福利,制度下的受害者就可能推动该制度向有利于自身取胜的制度方向发展。可以说,合作剩余共享产权是让市场正常运转不遭到破坏的产权。所以,将劳动的概念从体力劳动扩展为人类的所有聪明才智,可以提出多元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是分工协作的经济,就像一个蜘蛛网,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结点的断裂会影响到其他结点,直至影响整个网络。依据共享价值分配论,除了自我发现自己享用或者自我创造自我享用,财富是由社会各个主体合作而产生的,也应该由全体发现者和创造者所享有。
 
6.3 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
 
        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是建立在共享价值分配论的基础上的,共产党不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所有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的利益。
 
        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构成整个社会的民主基础,无产阶级能够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本身就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民主基础更加广泛。党导民主制是政党政治,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先进党是由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与相对应的民众之间既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兄弟姐妹关系。党员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兄长指的是是能力强的和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成不了兄长,不愿意付出的人也当不了兄长。党导民主制是开放的,首先,党导民主制对于党内是开放的,尽管对于申请者在能力和德性上进行考察,但党员申请资格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其次,党导民主制对于党外也是开放的,不认同领导党的社会名流完全可以组建新党,只是需要接受领导党的领导。因此,先进党相对于民众和相对于其他党派有两层不同含义。
 
        政治是一种自然垄断,政治制度所需要做的是怎么有效规范自然垄断。党争民主制下的政党作为集团利益的代表,无法实现利益的共享分配。党争民主制将民主制定义为多党竞争实际上是将经济上的商品竞争理论武断地用到了政治上。然而竞争并不适合于所有商品生产上,更不应该用到政治上,因为政治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
 
 
        [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该译本被广为引用。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程蓬如译本采取直译,译文比较拗口。尹宣译本文采更优,但尹宣译本有更多的译者意会。本文根据英文版本(The Federalist Papers,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选择不同译本。faction一词有两种译法,一为“党派”,一为“党争”,在具体语境下不同含义应该采取不同译法,尹宣译本都译为“党派”,程蓬如译本根据场合译为“党派”或“党争”就比较好。
        [2]在1787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一谈起搞党派的政客,就说这号人是“蛊惑人心”,“结党营私”。制宪代表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纷争的“贤人政府”。参见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页。
        [4]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页。
        [5]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53页。
        [6]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3页。
        [7]程蓬如译本和尹宣译本都不准确,根据英文直译更好。
        [8]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9]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10]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3页。
        [11]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2]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3]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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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7/3/16浏览次数: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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