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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
文/柯华庆

中国学者

柯华庆[1]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学者可以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因为中华民族在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之后正试图在文化上、精神上走向自主。中国学者应该利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认识自然、社会和人,利用探效法找到合适的技术和制度。中国学者不应该再沉浸在“德重要”或“情重要”之中,对客观世界认知所得到的知识的力量是学者自主的基础,道德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最多是锦上添花之物。中国学者只有将主要精力用于认识自然、社会和人,才能在社会分工中恰如其分,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才能彻底摆脱依附于各种各样的“皮”上的命运。只有当“理性之思想”替代“自由之思想”成为共识之时,中国学者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的阶层。

[关键词]学者;理性;演绎法;归纳法;探效法

每每回乡,我都感到特别踏实与温馨,因为与泥土亲近而踏实,因为与姐姐们的亲情而温馨。三个姐姐都是地道的农民,细姐家每年收获一万斤棉花,想象一下一万斤的每朵细软棉花都是通过她的双手摘出,其辛苦可想而知。姐姐们辛苦劳作生产的是棉花、稻谷和油菜等等,可以吃或用,她们不能明白现在已然是一名学者的我到底在做什么,只知道我读书、写书和教书,虽然她们知道我也很辛苦,但她们可能不理解天天在家读书的我为什么生活得比她们好。

作为学者的我生产了什么呢?我的学术有意义吗?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是农民,虽然现在以学术为业,但每每面对姐姐们,这样的问题时不时冒出来,也许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才会踏实、心安。

一、传统学者的德与情

现代社会是分工交易的社会,每一个群体只有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找到位置体现价值,才能成为一个自主的阶层。学者在社会分工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有中学和西学之分,以中学安身立命之学者与以西学安身立命之学者有别。

古代中国学者被称为“士”。士为四民之首,其他依序是农、工、商。“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2]孔子就是典型的“士”,不过他赋予了“士”更高尚的意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孟之“道”是什么呢?“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仁义即为孔孟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

另一方面,士极端蔑视劳动。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也!”(《论语?子路篇》)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知道耕作苗圃技术很正常,但是孔子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则表明儒家蔑视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认识无疑为儒家所不屑。孔子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将君子与民对立起来。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不从事生产,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呢?孔子有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衣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由此可见,孔孟之道是道德,实际上是统治术,或者说是以德治国。

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三纲五常为基石的儒家获得垄断地位,中华古文明从“子学时代”进入到“经学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都以“我注六经”为志业,以“学而优则仕”为宗教。《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儒家看来,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具体的手段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理学家张载为文人学者赋予的崇高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质没有区别,牛皮更大而已。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学者找到了通往治国平天下的光明大道。当官自然有俸禄,也应该有俸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士都能金榜题名,都做官。学不优怎么办?孟子曰“安贫乐道”。贫困也需要吃饭穿衣,科举中败北的士就只有办私塾教孩子以便弟子“学而优则仕”。做官者可以用“道”教化老百姓,没有做官的难道就不能“志于道”?非也,因为孔孟之道没有确定的标准,不同的士可能有不同的道。孟子为失败者找到了台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科举功名路上的失败者由此获得一种代表民意的评判权利,实际上不过是自己所认为的道。孔子终其一生都想得到明君重用,能够当上执掌朝政的大官。不幸的是,孔子处处碰壁,失意之后才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有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学而优则仕”的士人维护政统、乐不思蜀,失意文人则以所谓“道”评判朝政,其目的只不过要么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要么是哗众取宠得到民意由此得到俸禄。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学者名义上是“志于道”,实际上追求的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不过是“志于政”。道统与政统的二元分野将中国学者分为对立的然而心灵相通的两个群体,一方面是御用文人为当前政治合理化进行论证;另一方面是在野文人对政治评头论足,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恰恰相反,更可能是更低一些,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道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产生的力量,而是通过学者树立一种价值观来评判政治。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

伦理道德一方面是失意士人评判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得道士人驯化良民的工具。辜鸿铭就将三纲五常的道德作为中国人的精神贡献于国际社会以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际争端。辜鸿铭说,“中国式的人性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他的温顺,温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温顺的中国人肯定会得到外国人的喜欢和欣赏。在辜鸿铭看来,正义的法则就是“真诚、守信和忠诚,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精神上忠诚。”[3]尽管在民主社会的今天没有人敢像辜鸿铭一样公然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的愚民言论,但是一切以孔子之名所张扬的文化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愚民文化。

除了作为国粹的道德伦理,另一个被士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情。“德本体”好像无人申请专利,“情本体”的专利则属于李泽厚。“情本体”是什么呢?李泽厚说,“活着不易,品味人生吧。……即使‘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实了此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死亡,克服‘忧’、‘烦’、‘畏’。只有这样,‘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4]我们确实能够从人伦关系中享受到温情。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诗人、小说家和现代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都是表达情的。然而,在中国,学者似乎以情为主,所谓的中国大学者大抵都会作诗,即使留学欧美的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好像不会作诗就不是中国学者,至少不是大学者,是否会抒情成了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学者的重要指针。

二、传统学者的价值

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德本体”和“情本体”早已经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在西方列强和小日本的炮火下被证明都只是一些中国学者自吹自擂甚至自欺欺人的不实玩意儿。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堵住了士人研究四书五经加官进爵的道路,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新时代。

中国曾经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曾经就是文化之精华。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然而,技术上的贡献是古代聪明勤劳的劳动人民的贡献,绝对不是中国古代学者,至少不是儒者的功劳。林毅夫的解释给予我们启示。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错误尝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耕地的生产力一直高于西方,人口繁衍比较迅速。人口较多,劳动者的数量也会较多,因试错而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相对较大。大多数文明古国,黄河流域的中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等,都是人口稠密地区,这些地区的技术进步有更广阔的基础,从而创造了更伟大的文明。[5]我们发现,在技术发明上,中国古代学者的贡献极少,极端蔑视劳动的儒家更不可能发明技术。但并非所有中国古代学者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墨子、张衡、刘徽、祖冲之、沈括、李时珍、徐霞客等等学者就曾经深入实践,但这些学者被主流的儒家学者所不屑,一直是社会的末流。自汉代以来的中华古文明以儒家伦理为主流,将伦理政治化的孔孟之道满足了农业文明稳定的需要,造就了中国曾经的辉煌。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将代表农业文明家长制等级观念的孔孟之道上升为独一无二的统治理论,通过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吸引到官僚阶层。一方面,精英阶层都以做官为志业,无疑减少了造反变革的概率,科举考试的内容也许意义很小,但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必定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当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之时,也就是统治者高枕无忧之时;另一方面,孔孟之道通过等级教化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而农业文明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稳定的文明。事实上,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农业文明的成功主要靠自然资源、“靠天吃饭”。农业文明中学者的贡献都是很小的,几千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农业文明的贡献在于稳定社会秩序,孔孟之道和科举制度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也许,这正是中华古文明的奥秘所在。

儒家文明成就了中国农业文明,却阻碍了工业文明的产生。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指出两千多年来的中华古文明实际上是吃人的礼教。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百年前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中就倡导青年精神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和想象的正是中华古文明的特征。[6]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打败中国的是以探求知识为特征的近代文明。以道德教化和所谓情本体为特征的农业文明遭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明时变得不堪一击。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上的侵略,实际上则是西方工商文明对中华农业文明的挑战。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学者的反应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学习、戊戌变法开始的制度学习到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观念学习,这是一种从“口服心不服”到“口服心服”的转变,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开始。

自鸦片战争、至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代中国学者在经历了如上种种冲突后本来应该转变为以知识为志业。然而,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学者变化非常小,究其原因,道德和情感是人之常情,不需要怎么努力也能掌握,而且容易引起共鸣;相反,知识的获得则需要追根溯源,艰苦求索,而且和之者寡。在谈情感、崇道德能够比探求知识投入更少得到更多的时候,学者们自然不会潜心于对知识的追求。我们现在评判学者贡献的标准仍然是道德和情感,而不是知识的贡献。做人仍然是学者的主题,好像不谈做人的学者实际上“学者”也就做得不怎么样。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为学与做人》对“为什么要求学问?”的明确回答是“为了是学做人”。冯友兰的最大贡献之一恐怕是提出了做人的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尽管他自己达到了哪个境界是争议比较大的。

顾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易中天有言:“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相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7]顾准甚至于被人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毛泽东之外的唯一思想家。顾准确实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上,有一些真知灼见。顾准的思考主要基于研读关于古希腊的文献,“言必称希腊”,而没有按照他自己所推崇的经验主义研究当时的中国问题。毕竟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与社会主义中国有天壤之别,通过言希腊来说中国只能是隔靴搔痒。如果我们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与顾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差别。顾准和科尔奈同样聪明、同样自学成才、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各自国家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思想几乎发生同样的转折。然而,科尔奈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导致短缺、为什么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制度功能失常的典型特征、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运作机制,取得了巨大成就,注定要在国际学术史上千古。[8]顾准只不过提出了一些常识性的道理,而且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其价值是很有限的。尽管我们不能否认顾准的伟大人格和独立思考,事实上,顾准之所以几乎被所有中国当代思想家所推崇,恐怕主要也是因为人格而不是其学术贡献。易中天著有《走近顾准》,只是讲顾准奇才厄运,最终还是得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9]好像学者之所以是伟大学者或者伟大思想家只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品质特别高或者做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若以此标准来评判弗兰西斯?培根,培根根本就不是一位学者或者思想家,因为他曾经卖友求荣和贪赃不枉法。

“德重要”和“情重要”都是人之常识,只不过在文字未普及和媒体不发达的时代,对于伦理道德的宣讲和情感的抒发都被道德家和文人所垄断,成为了他们的专利,且以“知识”、“学术”、“思想”的面孔出现在大众的面前。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大众媒体的发达和信息技术的革命,话语权不再被他们所垄断,老百姓可以自由充分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道德实践。学者以德取胜或者以情取胜的路数遭遇严峻挑战。现在,“中国学者”成了贬义词,民众嘲笑教授为“叫兽”,嘲笑学者“既吹牛逼又扯蛋”,尽管这些话不太文明,但是确实部分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现状,值得我们反思。

西方文明中并非没有道德和情感,只不过从柏拉图到康德,人家一直区分知、情、意。情感是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的领地,意志是道德家的实践,知识则是学者的追求。在中国,知情意混搭在一起,道德家与学者不分,文人与学者不分,德高于知,情高于理,道德和情感成为中国古代学者的志趣所在。任何民族都有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人都有七情六欲,西方人也不例外。西方文明将知情意分离,学者以求知为志业。求知是学者的天职,全面地系统地理性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应该是现代中国学者的职业要求所在。

三、现代学者的理性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最初的衣食住行都直接来自大自然,山上的野果和动物作为食品、植物可以用来遮身蔽体、山洞是遮风挡雨之所、行走则依靠双脚。人们后来慢慢发现可以通过种植和养殖来取得自己想要的食物,可以通过编织得到更实用更美观的衣服,可以通过加工大自然中的石头和树木等建造更舒适的房子,由此,农业出现了,手工业也出现了。由于不同地域自然资源不同,不同主体生产能力不同,生产的物品不同,人们需要多样化的满足,于是,各取所需的商业也出现了。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有家庭或者家族的合作,有社会的合作,有国家的合作,我们需要解决合作中的人与人之间冲突,制度出现了,制度通过解决冲突来促进合作。

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研究起初只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需要,在经验中摸索,进步很慢。同样来自林毅夫的解释:工业社会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被实验所取代。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的副产品,农民和工人通过偶然的试错发明新技术。到了十八世纪,试错被主动的实验所替代,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进行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在工业革命前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于是,欧洲大大超越了中国。[10]工业社会一百年的进步超过农业社会几千年的进步。现代信息社会中,新知识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影响社会阶层、地区和国家的兴衰。而新知识的产生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和逻辑建构起来的,学者的影响力空前的重大。

我们通常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主要关心人们如何表达精神价值与审美价值,如何探索生活的意义,是向善的学问。对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认知产生自然科学,人类的欲求是价值,通过认知实现欲求就是具体的技术。例如通过电的科学知识我们发明了电灯,通过天体物理的知识我们发明了人造卫星。对人类群体生活的认知产生社会科学,社会的价值是正义,实现价值的是各种制度,主要有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制度就是社会工程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对经济行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了能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大大扩展合作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对组织内部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家庭伦理、行政伦理和职业伦理制度是不同组织中比较有效的制度,通过对个体和社会的系统研究发现法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有效制度。价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知则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实现价值的制度或者技术是否有效依赖于我们对该事物的认知水平,而认知恰恰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学者最基本的工作是认知。知识归根到底来自于经验,知识的力量就在于其来自经验,最终又对经验进行改良。自近代开始,人们通过积极的经验即实验代替了被动的经验。实验与经验的区别就是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区别。实验大大加快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从而也大大加快了人类改良世界的进程。

知识首先来源于经验,经验有时间和主体之别。时间上,经验可以分为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和过去的经验。学者的工作应该更多关注现在的经验和展望未来的经验,对过去经验的关注仅仅应以解决现在经验中的问题为目的。主体上,经验可以分为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自身经验是本,他人经验是辅。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解决自身的问题,他人的经验仅仅起着借鉴作用。中国学者常常仅仅重视过去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如此所得的知识常常成为古教条和洋教条,不仅仅对认识世界无补,更常常成为改良世界的障碍。中国古代学者崇尚读经书,一辈子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探求先贤的所思所想而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于解决当前和未来的问题。清代学者颜习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读书做学问除了愚和弱之外毫无价值:“千余年来摔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现代学者李玉琪则直指中国古代学者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主观意见:“一代又一代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包括现代那些无论什么专业,但未曾在精神上自觉,却又被含糊地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一辈子所读、所记、所思的也就是前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因人而异,而且时过境迁后,常令人难以理解,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其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工作耗尽了中国读书人的全部精力,导致这个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所谓‘知识’,但却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11]中国传统学问将简单问题玄虚化,让人云里雾里,吞噬后学的聪明才智,几千年来没有进步。

国门打开之后,很多中国学者又以他人的经验为神明。不少学者崇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称马克思。本来一国学者的真知在于对本国当下经验的认知,然而我们不少学者本末倒置,以是否懂外语为目标,至于中国的经验则不关心。毛泽东曾经激烈地批判这种教条主义,至今仍然值得中国学者警醒。毛泽东指出:“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千古不变的教条。”[12]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学术界假洋鬼子盛行,有的中国学者甚至于面对中国人时大讲外语,借此高人一等,实际上恰恰说明他们内心真才实学的空虚。这些所谓的学者,正像毛泽东用一副对子所刻画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中国学者崇尚先人和他人的经典与否定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存,不是“子曰诗云”就是“马曰美云”,被死人和他人窒息死了。

知识的创造同样依赖于演绎逻辑。演绎逻辑的功能有两方面:一方面,通过不断地追问找到问题的根源,找到可以信赖的知识的基石,正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知道哪些是我们知道的,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另一方面,演绎逻辑像脚手架可以建立起知识的宏伟大厦,使得零碎的知识成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例如,牛顿力学大厦仅仅建立在三个坚实的定律之上,欧几里得几何仅仅有五个公理和五个公设。演绎逻辑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为范式,实验逻辑或者归纳法以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为范式。正是演绎逻辑与实验逻辑的结合产生了工业革命。

演绎逻辑对于学者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知识大厦的建立就是通过逻辑将经验的砖块建构起来。顾准对古希腊的逻辑精神尤为推崇:“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憨态。……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13]逻辑使得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踏实,也使得笨人可以理解,这对知识的建立和普及至关重要。中国人素来不重视逻辑,顾准有言:“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14]中国学者特别看重悟性和直觉,这样既使得知识的可靠性不足,而且使得后一代无法在过去知识的基础上进步,也大大影响知识的普及。我们可以在初中讲授欧几里得几何,但是大学教授也不能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即使有些所谓“悟”出了老子的真意的学者之间也无法进行交流。没有逻辑建构,理论大厦是难以建成的。中国学者并非没有思想火花,但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思想。中国传统学者习惯上写日记,日记成就了不少所谓的思想家,实际上这些人根本谈不上思想“家”,只能称作思想“者”。后人在对这些所谓思想家的日记的研究上混饭吃,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中国后学的聪明才智。一个人自己都不能系统化的思想,后来者要想系统化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有些思想可能根本就不可系统化,因为这些日记多是一些有关吃喝拉撒睡的胡思乱想、奇闻异事或者人生感慨的诗歌。现代中国学者们似乎在博客、微博中找到了更好发挥碎片性思想的场所。140字的微博有的只是主观意见或胡思乱想,与一般大众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最多不过学者比较闲可以每天多发几条、用点专业名词或者用点煽情的修辞而已。现在的很多著名学者只是意见领袖,空有意见,没有理由,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正在于他们对问题有系统化的思考。

科学理论既需要经验或实验做基础,同时需要演绎逻辑来建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用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15]培根用蚂蚁、蜘蛛和蜜蜂的工作形象地说明了经验与逻辑的缺一不可,只有经验的堆积就像蚂蚁搬家,仅有演绎逻辑推理就像蜘蛛吐丝,经验与演绎逻辑的结合则犹如蜜蜂。蚂蚁型学者只知道搜集经验材料或者书本材料,只会囫囵吞枣,不会融会贯通,不知道经验材料能够揭示什么规律,不知道人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蚂蚁收集的是经验材料,书虫满肚子都是囫囵吞枣的书籍,这两类人都是似乎有学问或者似乎有知识,实际上只是“知了”,因为知识不仅要知还需识。蜘蛛型学者只知道闭门造车,在书斋中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创造知识”,好像还生活在古希腊或者战国时期,不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蜜蜂型的学者则对前人的经验、知识和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鉴别和整理,通过逻辑这部机器将花粉酿造成甜美的蜂蜜,满足人类的需要。

认知是解释世界,找出世界运行的规律,解释世界是为了改良世界。改造世界涉及价值和改造方法。所以学者的第二项工作是对于价值的正当性和改造方法的实效性进行论证。解释世界的是科学,改造世界的是工程学。学者研究改造世界的宏观或者中观理论,改造世界的工作本身需要各行各业的实践家来做。

爱因斯坦1953年在给斯威策的信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系统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16]事实上,任鸿隽早在1915年就指出中国无科学在于中国缺少论理学(即逻辑学):“论理学之要术有二,一曰演绎法,一曰归纳法。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为用也。”[17]科学所做的工作是解释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是归纳法和演绎法,也就是爱因斯坦和任鸿隽所指出的。我们解释世界是为了改良世界,改造世界遵循面向目标的探效法。正如罗素所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价值是主体的价值,由主体决定,不同的主体可能价值不同。探效法(abduction)[18]由美国实效主义哲学奠基人皮尔斯最先提出。探效法也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学者在面对新问题时的教条主义就是缺乏探效法思维的表现。认识世界遵循面向事实的归纳法,改造世界遵循面向目标的探效法,两者都遵循基于前提的演绎法。归纳法求真,探效法求效,演绎法求一致性和完备性。归纳法、演绎法和探效法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性方法。学者不仅仅需要自由思想,更重要在于理性思想。归纳法、演绎法和探效法来自西学,但是它们都仅仅是方法,普遍适用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不涉及中学与西学之争,不存在学了三法就成为了西方学者之说,要进步,要中华复兴我们就必须死心塌地地学。况且,学术有西方东方之别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中国版本和美国版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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