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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教条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文/柯华庆
摘要:教条主义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以大一统模式处理一切中国问题是当前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具体表现有:将“北京共识”应用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教条式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领域都围绕GDP转;各种改革的绝对主义盛行;制度越界;将党的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行政、社会、教育、学术、宗教、文化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时期的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是经济改革时期的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将邓小平理论贯穿到与政治、社会、宗教、教育等各领域实际情况相结合,是反教条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与反对教条主义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从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反教条主义从反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新时期,我们应该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坚持各领域的实事求是原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实事求是;新猫论;实事求效

   

   教条主义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迟迟没有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大一统模式处理一切中国问题是当前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是通过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成就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九十年,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九十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实现原初设想的目标,追求实际效果,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2]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对立面。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对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发展起来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的大辩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是改革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哲学,“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然而教条主义如影随形,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我们需要第三次全面系统批判教条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反对教条主义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反对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指引下,中国革命和改革才一次次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转变为改革理论,标志着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到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他们在《宣言》中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针对教条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列宁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的国家取得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原理,但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7]毛泽东和列宁所用的原理是相同的,即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以《反对本本主义》为起点,《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经典文献。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原则。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使得各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取得实效。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9]

   邓小平在1956年就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0]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将其变成一种改革理论,标志着反教条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基本上不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11]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将时期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认识到革命取得成功以后的中心任务不是革命,而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时期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清理了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在改革时期面对的最大教条主义是人们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如果中国改革采用市场经济那么就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2]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目标,而不是特定的制度模式。判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邓小平最终将社会主义目标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这一伟大目标,所有制度都只不过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不只是计划与市场是手段,其他制度也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这是典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为定位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摒弃了毛泽东在建设时期的革命思维,而代之以改良主义,这也是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必由之路。最早使用“改良主义”一词的是列宁,然而,列宁对改良主义的态度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截然不同。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对于无产阶级要不要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发生了根本分歧,改良主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认为,在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革命”与“改良主义”不再对立,不仅相容,而且必须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完成新的革命任务,称为“革命的改良主义”。[][16]从逻辑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革命后的改良主义”,这也应该是任何政权从取得前到取得后的转变,如果革命以后仍然提倡革命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就是犯了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

   改良是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逐步进行的,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7]邓小平一方面提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典型的改良主义道路。尽管邓小平没有提过改良主义,但邓小平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8]实事求是派就是中间的改良派,既不左又不右,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在具体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邓小平的思路也是逐步进行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9]邓小平所反对的是无谓的、没有结果的理论争论,因为它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在农村,纯粹从理论上争论黑猫白猫哪个是好猫没有意义,只有当把它们放到老鼠面前才能判断:捉到老鼠才是好猫。邓小平在1979年就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0]然而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根据“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邓小平改良主义思维的突出表现。[][21]

   邓小平理论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等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主要将邓小平理论用于经济改革,现在是将其应用于政治、社会、宗教、教育、学术等各个领域的时候。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三个阶段: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各领域实际情况相结合。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领导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中国是一艘巨轮,轮船各个部位的运行遵循的规则却少有人关注,我们应该将普遍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贯穿到更小的空间和更短的时间,贯穿到具体时空下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要贯穿到各领域。

毛泽东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第三个阶段的反对教条主义原则,关键在于采取有效措施贯穿实施。毛泽东在《矛盾论》通过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提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22]毛泽东所说的核心就是不同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地材料加以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3]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说“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容易下决心,太容易普及。”[][24]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25]邓小平所讲的是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的原则,而且讲得比较多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原则,同样也是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改革原则。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邓小平理论是在建设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等的基础。然而怎么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关键。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提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26]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系统阐述集中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典范,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邓小平理论的通俗表达是“猫论”。邓小平在1962年在谈到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提出猫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27]这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上的应用。不管是打战、恢复农业生产、经济建设还是各个领域的改革,完全按照老规矩、老路子办就是教条主义,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一刀切也是教条主义。

   通俗版的猫论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然而,有些人只是盯着固定的目标“老鼠”,而又庸俗地把老鼠理解为金钱或者GDP等物质目标,把手段对目标的实现理解为“不择手段”。很多人批评“猫论”是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这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

   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猫论”来自于四川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一般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容易产生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从“新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先入之见,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因为我们主张“人是目的”,所以不存在不择手段问题。“新猫论”中的目标可以是物质财富,也可以是精神财富,还可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例如新农村中的猫可能既要会捉老鼠又要好看。“新猫论”的实质是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如果农民买猫的主要目的是抓老鼠,买来的猫只是好看听话,甚至于与老鼠逗着玩,那么这个农民就主次颠倒了。同样,城里人买猫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宠物,而买来的猫只是会捉老鼠,也是没有用的。将农村实用猫捉老鼠的标准应用于城市的猫是教条主义,将城市宠物猫养眼的标准应用于农村的猫也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新猫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新猫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只是买猫,我们还养花,我们还进行科学研究,从事各种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不同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目标不同,约束条件不同,自然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和制度也不一样。然而当前我们很多人将邓小平理论教条化,出现各种各样形态的教条主义,制约着我们下一步的改革。

   

   当前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将教条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一种,等同于本本主义。实际上,人们将自己过去的或者别人过去或现在的成功经验或者原则应用于现在的事物时,不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不研究事物的特殊性,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经验或原则来处理问题,都属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可以分为时间上的教条主义、空间上的教条主义、人的教条主义和事的教条主义,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人或者不同事应用同样的经验或者原则都是教条主义。别人成功的经验或理论一定要应用于自己是教条主义,别人成功的经验或理论一定不能应用于自己也是教条主义。不同时空下不同人或事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约束条件不同,无条件地应用同样的原则就是教条主义。将经济建设方面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未来和其他领域是教条主义,以一个统一的模式解决一切领域的问题也是教条主义。当前教条主义有下列五种突出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将“北京共识”应用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所谓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就是将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例如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我们现在所取得的经验只是实现阶段性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将这些经验模式化应用到下一步的改革之中就是教条主义。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28]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阶段目标。由于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也是可实现的。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所指引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分阶段走,也就是将伟大目标分解成具体可实现的短期目标。按照邓小平的设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逾越的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在克服两极分化的问题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宁要共同贫穷,不要两极分化。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极分化是介于共同贫穷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共同贫穷在两极分化的左边,共同富裕在两极分化的右边。从两极分化到共同贫穷是一种倒退,从两极分化到共同富裕则是进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共同贫穷状态,最理想的发展当然是从共同贫穷直接到共同富裕。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实际上也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上层建筑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的一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9]也就是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间环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而决不是目标。而且,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解决两极分化的途径和时间表,“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最近几年国内外广泛炒作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试图将我们实现阶段性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形成的制度模式化作为进一步改革的制度,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这样下去必将使两极分化进一步拉大,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越远。我们从新猫论知道,目标不同一般手段也不不同,下一步的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可能完全不同于实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制度环境。如果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那是因为它们的目标可能与我们曾经的目标相同,那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摒弃这种制度模式,因为我们的目标发生了转变。

   第二种表现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教条式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领域都围绕GDP转。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是超级大企业,“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相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30]按照经济学原理,追求利润是企业的事情,政府只是提供公益产品的组织,政府应该与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政府在“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唯GDP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追求学术GDP和教育GDP就是无理取闹了,因为质量是学术和教育的生命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学术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界的管控,政府对学术的管理类似于企业管理。由于管理者不可能对所要管理的学术领域不可能都了解,所以,评价机制必然是数量上的,除了科研经费,就是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学术研究成了项目的代名词,而学术所需要的独立精神和最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现在大学的基本模式是老师的基本工资仅够养家糊口,要想稍微生活富裕一些,只有做项目或从事第二职业。教师的职称和相应的各种待遇都与科研项目经费和发表文章的多少直接挂钩,这对学术的发展是致命的。201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知识、网络、国家:二十一世纪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的调研报告,称中国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科技出版物数量最大的国家。然而,我们真正能够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科研成果屈指可数。作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技术是取得成功最快的途径,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是要做全球的领头羊,而不是跟屁虫,唯有领先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华民族傲视全球,因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

我们不能将市场经济的原则扩展到一切领域,因为不同领域的目标不同。因为我们改革前极度贫困,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人们在经济领域追求利润与金钱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现在将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体制无限扩展到一切领域和一切人,评价标准单一化,这是教条主义,是将邓小平的猫论教条化,是教条式的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人民都在“捉老鼠”(赚钱),谁会赚钱谁就是老大,为了赚钱,人们既不管亲情也没有道德底线,所有人都好像是商人,官员像商人,学者也像商人。政府则捉GDP这只老鼠,

为了追求GDP,政府既不管环境污染也不管是否侵犯人权,这是本末倒置,因为金钱仅仅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而且并不是唯一手段。事实上,不同领域追求的目标不同,所采取的体制也不应该相同。在学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都采取市场经济原则,人们急功近利就见怪不怪了。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共同富裕”是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可以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总结只是经济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而且也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此时就不仅仅是“共同富裕”,而且有更高的目标“共同自由”,共同富裕只是实现共同自由的手段。

   第三种表现是各种改革的绝对主义盛行。将任何绝对主义应用于中国改革都是教条主义,不管其多么美妙动听。不管是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宪政主义、三民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以人们所广为推崇的自由主义为例。谁的自由?哪个领域的自由?自由的边界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具体分析,而不能将自由贯穿于一切领域,很显然,将自由主义贯穿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军队管理是会出乱子的。我们提倡私人领域的自由,而不是公共领域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干预他人信仰的自由;学术的自由和教育的自由,而不是造反的自由;和平投票的自由,而不是暴力革命的自由。而且,即使这些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自由,例如教师具有在课堂上讲授各种不同理论的自由,但没有在课堂上灌输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应该是按照韦伯的“客观中立性”阐述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及其局限,特别是需要进行论证。

   很多学者提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或制度作为我们改革的基础,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人们常常在制度的目标与制度本身之间混淆,目标与约束条件也不分。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与目标相结合才有好坏。目标的好坏与制度的好坏并不一致。很多人羡慕美国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制度能够普适使得所有国家富强。因为各国的约束条件不同,在美国有效的制度不一定在其他国家同样有效,这一点从华盛顿共识在很多非洲国家的试验失败可以证明。全盘西化是教条主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和国情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同,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目标不完全相同,所采取的制度也差别很大,有的更注重平等,有的更注重自由,有的兼顾平等与自由,不同国家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是由该国人民所选择的。即使我们的目标与美国完全相同,但我们现有的条件也不容许我们立即去实现。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到达现在的状态,他们曾经像我们现在一样,他们是一格一格楼梯爬到现在,而不是一下子蹦上来的。如果教条式地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或制度硬蹦上来,那是会摔死的。全盘西化与左派一样追求不同的乌托邦,前者对于追求者来说是乌托邦,后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乌托邦。极左与极右都是激进主义。复古主义也是教条主义,因为它以静止的、不变的眼光看问题,不承认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不相信现代人的智慧远远超过古人,不相信现在的物质文化水平远非昔日相比。复古主义实际上是倒退主义或保守主义。

   美国政治学家罗素?哈丁提出,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民主并非规范意义上是善的,而在于它们在听任公民们决定他们自己人生目标的同时保护和维护社会秩序。“如果它们能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运作良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够成功地协调全体公民,这意味着它们对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强大的集团来说必须是互利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只是有条件的善,将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作为规范的善,应用于一切国家是教条主义,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实验证明教条化应用这些主义失败了。[][31]在经济发展模式上,非洲和拉美国家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和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新古典经济学模式开出的统一的“政策处方”,经济依旧陷入困境。中国坚持按照自己的国情走逐步改革之路,却走上了繁荣之路。这些经济实践也充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主义的失败。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为我们揭示了“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的道理。[][32]这一道理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种表现是制度越界。每一制度都有其边界,当制度超越自身的边界时就是教条主义。以市场、企业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市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领域各有自己的最优范围。市场能够实现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易,然而市场交易有交易成本,企业作为通过市场交易组织生产的一种替代,在企业内部,生产的各种合作性要素的个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管理指令取代了市场交易。但是,企业不是解决交易成本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可能很高,由于企业是自组织的联合体,企业的边界在于边际交易成本等于边际管理成本之处。能够解决自组织问题中交易成本过高问题的方法还有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的直接管制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且必须服从。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执行机构确保其管制的实施,从而可以比私人组织更低的成本来进行某些活动。政府也有成本,有时候成本非常大,所以也不能得出政府的直接管制“将必然提高经济系统运行的效率”。 [][33]科斯的结论是什么呢?“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通过市场或者企业更好的结果。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关于政策的令人信服的观点来自于在实践中对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影响的耐心研究。……对于我来说,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进行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34]也就是说,科斯并没有说到底哪种制度更好,因为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成本,成本大小依赖于具体的约束条件,我们需要比较最终的实际效果来决定哪种制度更好。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无所不包的超级大企业生产也是教条主义,所有生产都由政府强制也是教条主义。科斯的方法可以普遍用于分析制度的边界与替代,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等领域。

   第五种表现是将党的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行政、社会、教育、学术、宗教、文化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九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党的理论或者原则应用于一切其他领域。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和“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的原则。[][35]也就是党政分开原则和党委只管大事原则,一个国家的大事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现在,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学校,能不能领导科学?现在本事还不大嘛!照毛主席的话,就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得起来,团结得起来。至于哪一个部门的科学,当然是不懂的了。不懂,就团结大家一起来搞嘛。”[][36]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政治领导,而不是思想领导和一切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领导,而是在有些领域表现为团结。而且,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根源归于此: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37]这里提到了分权制和党政之外的其他领域的自主权问题,这是非常有远见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础,毫无疑问共产党员都要政治上和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各行各业,包括政府部门,还有绝大多数人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还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成为统摄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不应该成为教育和学术的理论基础。我们需要深化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更应该推行于党与社会分开,党与宗教分开,党与教育分开和党与学术分开的社会体制改革。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多次提出学术上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因为没有落实到制度上保证学术自由,所以实际上的学术禁区非常多,学者的大脑受束缚,就不可能提出创造性的理论。如果所有学科,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我们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也就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中国的贡献。我们只有从制度上保证了学术上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钱学森之问才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创新型国家才指日可待,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分权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可以采取行政、立法、司法、宣传、教育、纪律、监察等分权且相互监督和适度制衡的体制。如果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理论和经验扩展到行政、教育、宣传、立法、司法和学术领域就是党政不分、党与社会不分,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政治与宗教各有各的领域,政治与学术各有各的规则,科学与宗教各有各的范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各有各的空间,我们不可用一个代替另一个,将一个领域的原则无条件地扩展到另一个领域就是教条主义。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38]

   

   教条主义的根源与危害

   

   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在于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或者简单化对待这种联系,教条主义的现实根源就是懒。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工程的相互联接——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9]教条主义者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者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不用脑筋分析具体问题;教条主义者也是行动上的懒汉,他们从来不愿意作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他们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差别,将成功的经验、理论或者伟人的只言片语到处乱套。

   如果时空不变,事态不变,人不变,教条主义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和多元化的时代,教条式应用曾经成功的经验和理论就没有实际效果,常常是事与愿违。其结果对于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多次造成巨大的灾难。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损失巨大,并且导致只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

 

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与反对教条主义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是从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反对教条主义从反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教条主义就不可能遵守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反对教条主义的三个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社会化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将反对教条主义深入到各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将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初步形成,毛泽东在该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等重要论断,“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通俗表达。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献也是《反对本本主义》。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六处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特别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而体现在思想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秋石在《求是》杂志发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与中华文化的交汇、汲取其中蕴藏的智慧和养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表现都带着中国的特点和特性,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紧紧围绕中国化这个核心,牢牢抓住时代化这个关键,不断夯实大众化这个基础,实现三者的整体全面推进、深化协调发展。[][40]

   总结党的十七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这一路径指导下的最新成果。按照十七大的报告,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特别巨大。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精神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统一了起来,实质上提出了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到科学发展实效观。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三阶段,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学习,更重要的是实践和取得实效。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当前应用就是科学发展实效观。

   学习科学发展观是理性认识过程,通过学习认识到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然而更重要的是怎么实践科学发展观。在《领导干部读书要“三要”》中,习近平提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知识的积累,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领导干部“要勇于实践,把知识转化为能力”。领导干部勇于实践,就要敢于面对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敢于探索新的实践领域,努力使自己主导的实践成为正确的而不是盲目的实践,成为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践,成为有科学根据的而不是想当然的实践。这是因为,我们“是要运用理论和知识着力改造客观世界”。习近平还引用马克思的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为了取得改造世界的实效。这种实效就是“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实效。”[][41]学习、实践和实效是依次递进的。

   事实上,早在2007年3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出“办实事重在实效、贵在长效”。[][42]习近平不仅仅强调实效,而且指出,这里的实效不只是短期的实效,而且是长期的实效,这是难能可贵的。习近平还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中,习近平提出三大规律:“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过程,就是在整体上不断深化和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43]“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分别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和怎样发展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因此,不管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发展,目标和工具是不可分的。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有效的实现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效、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实效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效自然也就可以达到。所以,科学发展实效观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然发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效观。

   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不仅仅在于中国化和时代化,而且应该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应用重点在于社会化。1941年8月1日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44]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比较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结合,与省内外、县内外和区内外相结合,也就是与空间的特殊性相结合;在邓小平时代比较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经济改革相结合;新的时代,我们要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坚持各领域实事求是原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中提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保证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萌芽。按照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解释,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5]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46]从理论上看,“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稍有区别,实事求是就是解释世界,研究世界的规律性。“有的放矢”是将规律用于实现目标。实事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所得到的规律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有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加上“有的放矢”就能够有效地改造世界,取得成功,就是实事求效。实事求效是技术精神和工程精神。我们要想有效地改造世界,必须首先解释世界和预测世界,只有在解释世界和预测世界基础上的改造世界才有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可以看成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初步形成,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些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这些成就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很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该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高举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和有的放矢精神。人们常常将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的名言“该凯撒的给凯撒,该上帝的给上帝”,然而,我们需要分离的不只是政治与宗教,而且应该将分离原则贯穿于政治、宗教、行政、立法、司法、学术、教育和文化等一切领域,简言之,实现“该X给X”原则,实现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司其责、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要实现“该X给X”原则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求各个领域的是,也就是研究各个领域的规律。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所独有的有效的规则或标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需要发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实事求效。只有各领域的实事求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从形成到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于改造世界,我们的哲学既解释世界也改造世界,我们不仅实事求是,而且实事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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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6/3/11浏览次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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