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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方法论(一)
文/柯华庆

制度是人们制定的用来解决人自身问题的规则,制度是人的和为人服务的,制度不是神的和用来膜拜的。

 

1.1 制度的三性

 

制度有三性: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首先是主体性。每当谈及一个制度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谁的制度?其次是时间性:什么时候的制度?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后是空间性:适用于哪种情况的制度?我们只有理解了制度的三性才能理解制度的运行规律和它的实效性。

制度犹如衣服,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能评价好坏。一件衣服不可能穿在所有人身上都合体和好看,穿在西施身上好看不一定穿在东施身上好看,所以有“东施效颦”的典故。但一件衣服也不是始终都适合某个人穿,小时候合适好看的成人之后穿可能就不合体,年轻时合适的年纪大了可能不合适,冬天穿的夏天穿也可能不合适。衣服穿在身上合不合适还要看场合,演讲时穿的可能不适合写作时穿,在家里穿着舒服的衣服可能不适合在宴会上穿。这些都是生活常识,用来思考制度的三性倒是很贴切。

 

1.2 制度的借鉴

 

制度的主体性是不是反对制度的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确了制度的主体性反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借鉴”,而不是所谓简单化的“移植”。制度的主体性提醒我们,他国成功的制度可能不适合我们也可能部分的适合我们,我们需要站在自身主体的角度去进行判断。在研究某个制度能否借鉴时我们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

首先:目标相不相同?人与人的目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当一个常常吃不饱的饿汉看到大腹便便的胖子减肥是不是也要跟着减肥呢?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的上层已经过着后现代的生活,天天嚷着绿色食品和PM2.5超标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不少人为了生计发愁。因此,中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移植美国的,也不能将发达地区的照搬到贫困地区。其次:起点相不相同?目标不同,不能照搬,目标相同,但起点不同,也不能复制。例如目标都是健美身材,一个人是胖子,另一个人是瘦子,前者需要减肥,后者则需要增肥。我们都向往自由,一个国家起点是富裕的,另一个国家是贫穷的,前者可能需要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后者恐怕首先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吃饱也是一种自由,而且比言论自由更加重要。目标相同、起点也相同,是不是就可以移植了呢?也不一定,因为还有约束条件的不同。例如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曾经目标相同、起点差别也不大,但是大陆是台湾的几十倍人口,大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大陆的发展道路自然与台湾也有别。

我们用行路也许可以将制度的移植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张三的目的地是广州,李四的目的地是上海,不管张三和李四的起点和约束条件是否相同,他们所走的路肯定是不同的。张三和李四的目的地都是广州,张三从北京出发,李四从上海出发,张三和李四的路线肯定也是不同的。张三和李四的目的地都是广州、起点都是北京,由于张三是富商,李四是穷学生,张三可能坐飞机头等舱,李四只能坐慢火车硬座。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完全相同起点、目标和约束条件的两个人或者国家几乎不存在,就是相似的也不多。所以,制度的普适性基本上不存在,我们当然需要学习研究别的国家成功的制度设计,但我们要非常清楚,所有的制度借鉴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调适,制度的移植是思想的懒汉才会提出的方法,国情不同绝不是挡箭牌,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说就是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等方面的不同。

 

 

1.3 制度的实效性

 

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主体的目标,考虑主体的起点和约束条件,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够很好得实现主体的目标,就是有好的效果,这就是制度的实效性。中国法学界普遍不理解制度的实效性,而是将制度当作科学,殊不知制度是求效的,科学是求真的,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真假,完成主体的目标才是它的使命。很多中国学者从发达国家学习到某个制度,就以为掌握了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推销这些制度,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真理的制高点,事实上,将制度当作科学就是法学界教条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

科学与制度的区别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别,是实事求是和做事求效的区别。我们长期以来不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以为是同一个东西。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事求效。制度设计最终是要看这些制度的后果是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目标是由主体决定的。目标是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否则南辕北辙。经济学会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会导致什么后果,但不能告诉我们是否应该增加投资,是否增加投资需要看主体的目标如何。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科学揭示,如果一个人一个月不吃饭他就会死掉,我们是否有理由要求某人吃饭呢?不能!有可能他正不想活呢。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目标也就是他人的目标,以为我国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相同,所以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人普遍觉得机会平等就行,而大多数中国人“宁患寡不患不均”,这就决定美国制度设计可能只需考虑消极自由,中国制度设计可能要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为目标。我们应该尊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科学所发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普适的,但我们应该根据本国的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来理性选择制度,我们应该根据制度是否实现了目标来评价制度的好坏,而不能根据先进性或者主流性来评价制度。这种方法就是制度实效主义的方法。

制度实效主义方法遵循从实证到规范的思维方法。制度是一种规范,要求“应该是什么”,但我们要做到“应该是什么”,首先必须知道“现实是什么”。知道现实是什么就是解释世界,虽然“存在的有存在的理由”,但我们需要找到存在的原因,发现存在的规律,然后我们对存在进行评判。有的存在可能是我们满意的,我们就说“存在的是合理的”,我们就将该存在制度化、规范化。有的存在不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说“存在的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类存在我们想办法去改变,我们在改变此类存在时需要考虑我们所追求价值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我们改变存在是通过控制存在的原因来控制结果,这样控制的效果才好。非洲谚语“不要看在哪儿里跌倒,要看在哪里打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设想各种可能的制度通过实证科学规律来预测其后果,我们比较各种制度在起点和约束条件下的后果与我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接近性,从中选择合理的制度加以实施,在实践中检验其实际效果,实效是检验制度好坏的最终标准。由此,实效主义是从实证到规范的过程,是从“解释世界”到“改良世界”的过程,实效主义是改良主义。仅仅强调实证的思维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是保守主义。仅仅强调规范的思维是“存在的即不合理的”,是革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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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6/2/17浏览次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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