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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富分化和"民粹"
文/薛兆丰

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富分化和"民粹"

我自己通过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经济类报纸上写专栏,被批评得非常多。因为跟主流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我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事与愿违的学科。我们通常的观点是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见到坏事,就是坏人做的,我们将坏人找出来、这个世界就会变好。而经济学不是研究这个,刚好相反,是好心人为什么会做坏事,自私自利的人为什么做的事会变成好事,一些好的规定、用心良苦的规定或者政策,为什么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怀着“搜寻最便宜的苹果”的目的走进市场的时候,因为市场增加了一个需求者,苹果的价格上升。这就是事与愿违。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一刀切地进军各个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货币、理财、会计等,还要研究非货币的因素。我们说成本,大家今天来这里听这个讲座的成本是放弃了最大的效用,未必是货币。你们可以选择睡懒觉、或者是跟家人郊游的愉快。当经济学研究战乱时古董为什么会流到外面,为什么人会变得浮躁和无奈,所有这些可不是货币因素。经济学也研究风俗、法律等。为什么男女要结婚,女的为什么要进男家,为什么要有礼金。北大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法律为研究对象,不同部门的各项分立的法律,人们看不到共同的地方,法律经济学用一致的眼光分析它们的共同点,把它们串起来。还有政治规律,换而言之经济学也研究政治的行为、民主的行为、投票的行为。问一个问题,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都要做无数的决策,到底这个衣服是要做成蓝色或者是绿色的,到底我们的医疗是不是要免费、教育是不是要免费、到底向谁免费。所有这些公共决策的特点,第一是有约束条件,东西不够,这个布做了蓝色就不能再做绿色的,所以逼着一定要在有限资源下做一个决策。什么时候为什么用市场来决定,什么时候通过政治和政府来决定?市场的方式是称钞票,谁出的钱多就按照谁的意思做。但有时称选票、称读者来信,谁的声音大听谁的,这是政治的方式、非市场的方式。所有的决策也不外乎是这两种,一个是市场决定,一个是按照意见来决定。这个意见是怎么表达、怎么汇集的,在美国可能是选票、在印度是选票,在中国则是通过民意,通过人大代表或者是媒体等。不管怎样,这两类决策机制有什么不同?经济学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贫富分化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贫富分化问题。有很多学者,甚至包括不少经济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们衡量贫富分化的一个办法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说最多的财富由社会里百分之几的人占有,通过这个比例数字,基尼系数越大证明财富分配的悬殊程度越严重。通常有一种说法,是说基尼系数到了哪一个临界点,社会就会发生什么不安,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就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来降低贫富悬殊的程度。我对这一整套的说法有很多的意见。

  首先是基尼系数本身的问题,它本身衡量什么、计算的方式是什么,它是用刹那间的收入来计算的,而不是用终生的收入,它是说此时此刻我的收入跟诸位的收入的比较。假设这里是北大课堂,台下坐的没有一个人超过18岁,我站在这个课堂、在这个社会里基尼系数是怎样的,贫富悬殊是怎样的,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我上一堂课上千块钱,在座每一个同学不仅没有收入,而且还是负的,都是父母给的。这样计算下来,这一刹那、这一秒、这一时间片断,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财富悬殊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样的衡量是不准确的。它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课堂里的人口结构和各个人的收入模式。什么是收入模式?我经常跟北大的同学说,在座每一位同学都是百万富翁,而且已经是百万富翁,为什么?我经常说北大校园里走的每一个都是百万富翁,你可以折现一下,终生收入是多少,毕业之后的收入是多少。

  有人说过一句话,美国只有两种人,富人和穷人。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很多穷人他们也是年轻人,他们将来会变富的,会比站在台上的老师富裕得多,那是终生收入的概念。看看今天中国的富人,随便用什么角度来衡量,20年前是什么样的人,是穷人。再看当年的穷人,美国最早期福布斯首富排行,名字是好多“福特”、好多“洛克菲勒”,因为是一个家族里好几个。但现在他们还在榜上吗?不在。看贫富悬殊的重要问题,不是从时间片断的刹那来看,而应该是终生看。就像体重一样,体重悬殊程度如果从终生来看其实是很低的,即使是胖子和瘦子,如果是一刹那,可能是非常大的。

  再看收入模式,有些人很早就有收入了,有些人的收入模式是高峰马上下来到零,这种人是什么人?体育明星、歌星,他们是要吃青春饭的,所以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还有性别,男性和女性的差距也很大,一个最红的男明星,比如说电影明星,和最红的电影女明星,市价差多少,谁高谁低?男明星要比女明星差不多高一倍,这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男明星耐用。就像是石头房子比砖房持久,老男人耐用,但女人贬值就快。有些人的收入一生是平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做了出租车司机,就开始赚钱了,这个时候收入要比很多还在读博士的人高多了,一开始在高位,但是一直都是这个位置,不会涨。读医学、读博士,40岁才开始出来工作,你前面都是负债,但此后他的收入是递增的。有一些行业是很平均的,比如说会计,每一个会计基本上工资水平都是相当平均的,因为技能是标准化的。有一些技能是赢者通吃的,乔布斯一个人赢出来,比尔·盖茨一个人赢出来,所有人都败了。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和第二名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听不出来,差别是非常小的,但是一旦决出胜负,第一名出了唱片,挣大钱,谁还会记得第二名是谁呢?这是竞争模式。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计量度和计量方式。基尼系数是以钱算的,大饥荒时饿死人,饿死了算负数还是零,负多少?没得算。有一个有趣的研究,整个世界在非常好景的时候,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之前,还有就是近十年,非常好景的时候,基尼系数全球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些人的财富集聚了很多,是可衡量的,差距是大了,但是所有人收入都上去了。你再看二战时期,基尼系数很低,为什么?因为可衡量的财富总量很少,差距很小。人民公社期间也是这样,我家比你家富裕很多,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我家有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当时属于电器,你家没有,我家多两块番薯,而你家没有。基尼系数差别很小,但是实际的结果是饿死人。生与死的差别。

  现在这种推导说基尼系数很大,贫富悬殊很严重,要进行财富再分配。而我的观点是基于基尼系数的衡量很有问题,贫富分化可能很大,但是我们要区分的关键是最后一点,“不平”还是“不公”。要反对的是哪一个。苹果手机在北京推出那天,大家排队将玻璃门都挤破了,苹果公司扫地的人,我相信都比外面排队的人有钱。为什么大家还争着给他钱,这不是进一步恶化不平吗?但人们不在乎这个不平,因为他觉得“公”,苹果公司做的产品好,人们愿意加剧这个不平,这是公而“不平”。有很多“不平”是因为“不公”造成的,我们的行政垄断,我们的贪污腐化,我们的官员问题,还有各种制度的问题。这些不公摆在那里,这些“不公”会产生“不平”,但是“不平”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你首先要区分到底是“不平”还是“不公”,要反“不平”还是反“不公”,如果反“不平”的话就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要反“不公”的话,就不需要看基尼系数,不需要绕这个弯子,你就直截了当地去反对这些“不公”好了。当然,胆量问题、代价问题是有的。我们也可以不断呼吁,政府放开更多的管制,让市场来说话,不要国进民退等。

  用经济学视角分析民粹

  下面谈一下民粹主义。英国哲学家边沁的一句话,社会要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最大幸福。大家都喜欢这句话,流传很广。但这是一句废话,空洞无物。

  什么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假设社会上有3个人,收入分别是2、3、4,如果发生变化,成为1、2、8,有一个人的收入极大化,但是多数人的幸福都减少,这时虽然社会的总收益增大,但大家说不算。如果从2、3、4变成3、4、1,有一个人极大受损,从4变成了1,这是不是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幸福?斗地主、土改,把公司国有化,最后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了,这是中国的经历。虽然这样大部分人都好了一点点,但这显然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如果从2、3、4变成4、6、0,这是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也不是。如果从2、3、4变成4、6、8,大家说是不是呢?大家说是,但是我说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变大了,以前差距是1,而这时差距是2,有人抱怨贫富差距拉大了,大家也不幸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数学的原理,也就是说当你说最大化时,永远只能保持其他所有的要素指标不变,最大化一个指标,那才叫最大化。不可能同时最大化两个指标。永远记住这个基本的逻辑。

  所谓民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哪怕是再简单的东西,只要大家一起选、一起投票,有些人喜欢这样,有些人喜欢那样,就永远投不出结果,永远投不出所谓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阿罗的“难能定律”,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展开,这是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基本定律。最终推出什么结果呢?取决于召集人、会议议程,为什么召集人、会议议程那么重要,他怎么问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这是公共选择定律的基本含义。

  我们都很关心民意,觉得什么事情都通过民主的过程来决定,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你看一看,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好的产品,可不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这些多是独裁,是一个人决定的。苹果公司所有人都反对,乔布斯就要做成这个样子,他是偏执狂,他说键盘做出来漂亮到让用户有冲动去舔一下。汽车怎么设计,不是大多数人决定的,脑科手术怎么做也不是大多数人决定的。大多数人决定的事情也不等于就是有效的。

  当然中国有一个民主化进程,路要走很长。我们看很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他们不断地推出对经济有害的政策,关税、最低工资、物价管制,层出不穷。为什么民主进程不能制止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出台呢?这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假设,是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对的,总能纠错,总能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

  问题就出在这个假定上,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对。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的行为和政治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买一个东西,做一个行为决定,带来的收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面子”,感觉好,第二是“实用”。

  在称读者来信的场合,在称选票的场合,人们主张的东西多是感觉好的。穷人该不该得到免费教育,就是应该。你说这句话时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公共知识分子也这么说,很多人鼓掌。抵制日货的游行中,大家都在喊抵制日货,但是拍摄的人都用什么相机?他们扔掉了吗?在网上发帖的人用什么电脑?行动和言论之所以出现差距,在于他们若付之于行动,就得自己承担后果;若只是口头空喊,那就要多爽喊多爽,基本上无需承担后果。

  什么是“民粹”?就是任何事情由大多数人决定。市场可不是这样,是少数人决定生产,再看消费者愿意不愿意买单,用钞票买单每一个人都是有代价的,扔相机、砸相机是自己真正要承受的,钱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了。而政治市场、言论市场,因为成本接近于零,所以大家追求的是“面子”和“感觉”。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大家讲究“实用”,而在政治上大家讲究“面子”,这是市场和政治的差别。

  经济学家需要考虑成本

  社会上很多所谓民意的呼声,是不考虑成本的。而经济学家是要考虑成本,是要考虑看不见的效果。而这个时候,民主的呼声,民意的呼声很高,不可阻挡怎么办?宪政。

  “宪政”是限制什么东西可以拿去民意投票,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去民意投票的原则。我娶老婆,娶谁是不能拿来讨论的,这就是“宪政”。大家觉得这很简单,理所当然啊。那我再问,我家里请一个保姆要不要大家决定,大家又理所当然地摇头不要。错了。即使在美国,家里请一个保姆,是要全国人民决定的,为什么?因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最后规定了劳动要有资格。所以进入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签证,有学生签证,这是不能工作的,非法移民不能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在美国你愿意出卖劳动力,有人愿意请你做保姆,穷学生愿意帮别人做一点事情,或者留学生的家属愿意给别人做一点事情,但这是违法的。“请保姆”和“娶老婆”本来是一回事,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法律侵犯个人工作谋生的权利,就是侵犯个人与他人缔结自愿合约的权利。贸易堡垒目的是保护本国一个落后生产者的利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民主体制下最后还是出台了,而且不断出台。即使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宪法还有漏洞,也没有完全堵住。

  我们要引进民主,听民主的声音,但我希望在民主建立之前先要建立的是“宪政”,我们要区分什么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按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很多人以为英国和美国先有“民主”后有“自由”,但是实际上英国在投票权扩展到大多数的男性之前,就先有了几百年“自由”的历史。美国可不是200年,而是有4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有漫长的殖民地历史。美国有今天,不是“因为”有民主,而是“尽管”有民主。他们早就有了私产保护、有限政府、言论自由和独立司法。有了这些之后,“民主”才会受到控制。这是我要讲的“宪政”概念。

  (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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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1/9/19浏览次数: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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