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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县竞争不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文/薛兆丰

目前县竞争不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Posted on Tuesday, April 6, 2010 at 3:06 pm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忧虑是黑社会化,原因就在这短期行政权力加司法权力加商业利益,三者盘根错节的机制上。一个制造大量土地纠纷,且法院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访的县竞争体制,怎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

薛兆丰 
2010年4月6日

张五常教授七十诞辰晚宴切蛋糕前发言说(文字见这里,视频见这里):

我自己是一个制度的专家,这几年我看得很准。中国现在浮现的制度,开始稳定下来的制度,开始明确起来的制度,你拨开那些沙石,拨开那些不清楚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制度。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并非易事,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多。

张教授三年后的今天作“补充”。他把全称“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大幅收窄为特称“中国的县竞争制度”,并加入“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作状语限定(“中国经改三十周年志”,见这里):

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

作为这个“最佳经济制度”的旁证,张五常描述了一位县长的言行并加以赞叹(“中国的经济制度”,见这里):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对于控制土地的县官员而言,土地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但又好像是,但仍然不是。看看张五常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南方周末》“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见这里):

“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这是说,张五常在这里把县看作一个大公司,把县际竞争看作是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判断这是人类最佳经济制度。然而,县是一个大公司吗?是不是一个公司,芝加哥学派的公司理论创始人们曾经给出了精准的界定。张五常早年深知这个界定,并以此回答了杨小凯的提问。

杨小凯 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 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就都乏善可陈。(自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这是一段精彩的回答,清楚地批评了糊里糊涂把大组织一概视为公司的想法。然而,正因它精彩,张五常现在说县竞争是人类最佳制度,就大有问题。

县之间有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县竞争,当然比当年文攻武斗好得多,但这种政治竞争,代价和隐患都很大。要知道,公营企业与私营公司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制约,并不仅仅在于顾客是否能用脚投票。消费者可以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用脚投票,并不表示这两家媒体就是私营企业。县之间有竞争,但这并非私营企业竞争;其县长的所作所为,也非ceo或董事长的所作所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是“人类最优制度”之说的疑点所在。美国的利益团体集中在华盛顿 K 街上,每天在进行政治寻租业务,与北京的驻京办类似,又是不是人类最优制度呢?学过“公共选择”的人知道,不是。

还有人说,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只要是拿经济指标来考核,其实就等同私有化了。这是错误的。东北某市有位市长,为了争夺花园城市的美誉,在市区内大量种草种花,结果使该市赢得桂冠。这确实是一种竞争,但不是私有市场竞争。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市不适合种草种花,而适合种树,可市长不可能等那么久。这就是政治和市场的差别,短期效益和长期效应的差别,啤酒和陈酿的差别,三十年楼龄和一百年楼龄的差别。这恰恰是我们衡量一个制度能否接近人类最优制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同意,目前的县竞争,对释放土地用途和招商引资确实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官僚的行为模式有别于私营商人的行为模式,前者埋下了大量隐患,绝非种草不种树造成浪费那么简单。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忧虑是黑社会化(见这里),原因就在这里,就在这短期行政权力加司法权力加商业利益,三者盘根错节的机制上。我对此有很大的忧虑,绝不认为这是人类最佳的经济制度。

又例如土地纠纷。从经济原理分析,官僚对土地的强征,不会推高最终的房价,买房的的人不在乎这块地是农民自愿卖的还是被强征回来的。只要土地供应越多,不管它怎么来的,房价就越便宜。然而,强征土地制造了大量的纠纷和怨愤,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制造大量土地纠纷,且法院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访的县竞争体制,怎可能是人类最佳制度?

http://xuezhaofeng.com/blog/?p=1127

对张五常的观点,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曾经有过直截了当的批评,见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Posted on Thursday, December 25, 2008 at 6:56 pm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要说清楚,我们确实需要欣赏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灵活的权宜之计,它们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那是最佳的“过渡方案”。很难说搭桥手术还没做完的病人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心脏。

面对金融危机,许多人指责说那是市场失败;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救市方案,有人说弗里德曼在天之灵也会欣慰。是这么回事吗?他们理解弗里德曼了吗?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薛兆丰 
2008年12月22日

张五常教授七十诞辰晚宴切蛋糕前发言说(文字见这里,视频见这里):

我自己是一个制度的专家,这几年我看得很准。中国现在浮现的制度,开始稳定下来的制度,开始明确起来的制度,你拨开那些沙石,拨开那些不清楚的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相当欣赏的制度。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并非易事,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多。

张教授三年后的今天作“补充”。他把全称“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大幅收窄为特称“中国的县竞争制度”,并加入“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作状语限定(见这里):

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哗然,跟着骂者不计其数。这里补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

虽然奇怪地让“神州哗然”了三年才作补充,但这么说显然没有三年前那么夸张了。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县竞争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好的制度吗? 让我先讲两件插曲。

插曲一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今天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中国增长梦幻(The China Growth Fantasy)”。文章指出了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痴迷于GDP数值的增长)的不良原因(详见这里):

让我举例说明。许多外国投资者在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时候都听过类似的话:“你要找10亩人口密集的土地来盖厂房吗?没问题。我们三个礼拜就能把地腾出来。”许多外国投资者都为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亲商”作风惊叹不已,尤其是印度相比之下更是显得无所作为。

但这种“亲商”作风恰恰就是症结所在:中国居民在其土地转为工业或商业用途的过程中常常几乎没有拿到什么钱。中国政府由于在形式上拥有全部土地的产权,所以可以大规模地让居民迁徙,其规模是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想象的,而其补偿也往往远远低于土地的公平市价。正因为这样,工厂厂主在中国设厂的成本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的摩天大楼可以象雨后春笋一样在一夜间拔地而起。

插曲二是最近遇到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我问他:“听说你在七月份的芝加哥大学科斯主持的中国改革会议上对张五常的观点挺不客气的(harsh),你说什么了?”德姆塞茨回答:“他关于家庭承包产权的观点是乱来的。很简单,如果说政府让农民爱把土地怎样就怎样,那就是真正的私有产权;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私有产权。”言下之意,是如果把非私有产权捧上天,那就大件事了。

黄亚生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引起广泛注意,我还没有拜读。德姆塞茨的观点,我也等出版了会议记录再评论。但他们显然不无道理:看看因土地而起的纠纷和上访,我想上帝也不好意思说那是他的首选杰作;再看看大量的贪官选择在哪里偷钱,又选择在哪里藏钱,也不难推测哪里的产权制度较差,哪里的较好。

要说清楚,我并不反对赞扬政府,我们确实需要欣赏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灵活的权宜之计,它们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那是最佳的“过渡方案”。很难说搭桥手术还没做完的病人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心脏。究竟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好制度”?但愿我们还能拿出比当前“县竞争制度”更好的项目参赛。

http://xuezhaofeng.com/blog/?p=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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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10/7/10浏览次数: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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