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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合作与法律
文/魏建

 [提要]博弈论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在促进合作上的作用, 法律可以控制当事人的对策行为, 使之保持在合作的均衡路径上。合作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解决合作规则的选择和充实个体主义方法论这两个基本问题。

[关键词]  博弈论; 法律; 合作; 个体主义方法论

 

合作是人们组织生产和安排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 如何有效率地合作是一个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很好解决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竞争行为上, 对合作行为没有给予深入研究(黄少安, 2000)。博弈论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 对人们为什么合作和如何实现合作做出了初步的回答, 并在这个过程中, 揭示出了法律作用的重要性。

一、对策行为阻碍合作

对策行为是博弈论的研究对象, 它是阻碍合作和形成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Coo ter(1980) 指出霍布斯已经认识到人类行为的这个缺陷, 在“他人即是地狱”的观念下, 即使在合作问题上不存在信息和合作方式不确定等问题, 仅因如何分配合作剩余, 极端自利的个人最大化追求也不会导致合作。

博弈论的分析详细地表明了个人理性最大化与集体理性最大化之间的冲突。囚徒博弈说明的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囚徒同时决策选择了不利自己的结果, 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所需要的结果, 社会不希望囚徒之间进行合作。而牡鹿狩猎博弈则表明猎人同时决策决定合作狩猎牡鹿可以得到最大的产出, 单独行动猎野兔则只能得到较小的产出。猎人之间的合作却是社会所希望的结果。蜈蚣博弈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动态博弈中也存在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歧。后决策的参与人有权决定结束博弈并从中获利, 先决策的参与人则要蒙受损失。但如果博弈的次数越多, 合作维持的时间越长, 参与人各自得到的收益越多。但先决策的参与人因为担心受到损失就不会选择进入合作路径, 合作根本就不会发生(谢识予, 1999)。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和谐观念, 博弈论肯定和突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充分表明个人理性之间达成的均衡, 尽管具有“自我实施”的优势, 但不一定符合效率或公平的要求。

博弈论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在利用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困境实现集体理性。如民事诉讼实际上是一个零和博弈, 诉讼的结果只是调整了当事人之间的相对收益, 没有创造新的财富, 并且任何一方当事人进入诉讼过程中都要承担一定的本可以避免的成本。因此设定诉讼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了当事人从合作到不合作的机会成本, 使他们留在合作的均衡路径上。合同关系中的违约也是如此,违约后当事人之间出现了囚徒困境式的博弈结构, 再协商合作将得到更高的收益, 相互对抗只能是两败俱伤, 迫使当事人履约。

博弈论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合作博弈上, 但后来的发展集中在了非合作博弈上。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都是非合作博弈的成果。“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间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张维迎, 1996)。这个协议对当事人的行为产生强力约束, 改变当事人的战略选择。而如果即使当事人达成了协议但协议不具有强力约束, 任何一方都不能强制他方遵守协议, 则博弈仍是非合作博弈。我们认为, 博弈论研究放弃合作博弈而着重于非合作博弈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博弈的契约约束与理性最大化的基础假设相矛盾。最大化个人效用是博弈论的研究出发点和对参与人行为的基本假设, 对策行为是博弈论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要具有约束力, 除去因协议符合各方的最大化追求而得到“自我实施”之外, 只有借助于外来力量迫使当事人遵守协议。这样至少使其中一方的最大化要求得不到满足。理性最大化的当事人预见到协议将可能违背其追求目标, 而不制定这样的协议。所以合作博弈假定存在这样的协议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但是如果将约束参与人行为选择的协议变换为不由参与人自主决定的法律规则, 则法律规则可以起到促进合作、实现集体理性的作用。Coo ter(1980) 也提出了法经济学中的霍布斯定理: 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

二、法律如何促进合作

博弈论的分析表明了博弈均衡即是参与人从个人理性出发而达成的合作, 即使这些均衡可能不是集体理性所要求的均衡, 但它们具有“自我实施”的性质, 具有稳定性。因此如果改变博弈结构使参与人的博弈均衡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 那么改变博弈结构就是我们的目标。博弈论的优势就在于分析既定的博弈环境下参与人可以获得的博弈均衡。不同的博弈环境对应不同的均衡结果,与集体理性追求的均衡结果相一致的博弈环境所要求的博弈规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规则。不同博弈环境之间的比较能够说明在什么环节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参与人的选择发生了偏离。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法律可以构成博弈的制度环境, 从两个方面对博弈结构及其均衡产生影响。一是法律规则的改变可以改变参与人的支付, 进而改变参与人的战略选择, 达成不同的均衡结果。侵权法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有着不同的归责规则, 通过将事故双方(如司机和行人) 的对策行为模拟为同时决策的静态博弈, 拜尔等(1999) 说明,这些规则通过改变参与人的支付达到不同的均衡结果。一般是法律规则中的损失责任规则直接改变了参与人的支付水平; 二是法律规则直接限制博弈参与人的行为空间。一般是控制规则具有这样的效果, 只影响参与人的战略空间而不改变参与人的支付结构; 三是法律规则同时影响支付和战略选择。在法律规则赋予参与人以退出谈判的选择权时, 该法律规则使参与人的退出具有可信威胁的性质,不仅使参与人的行为选择空间发生了改变,而且可以影响参与人的支付水平。下面通过几个具体法律领域的博弈分析,来说明合作的实现问题。

1、合同领域, 建立合同成立的法定标准和违约规则促进合作

合同行为是一项具有跨时性特征的法律行为, 合同的成立和履行除少数可以即时清结之外,绝大多数都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 合同当事人之间就处于一种对策状态, 每一方在决策时都要考虑彼此的战略反映。威廉姆森用机会主义描述当事人之间立场和行为(1985)。因此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法律规则的介入以改变当事人的战略选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将难以为继。

考虑一个合同的订立,如果当事人不能借助于合同成立的法定标准和违约规则, 合同将难以成立和履行。考虑这样一个博弈,如果没有合同成立的法定标准,每个当事人都可以从正在进行着的商谈中退出, 并声称合同已经达成。在违约规则的作用下,退出一方将得到5元收益,另一方遭受5元损失。而如果按照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标准达成书面协议,则每方都得到4 元的收益。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这个博弈得出的结论是,当事人之间为避免5 元的损失根本不会进行协商讨论合同的订立问题。而如果规定以当事人共同签署的书面协议为合同成立的标准, 则排除了通过退出获利并损害他人的可能性, 当事人就会合作产生8 元的社会收益。

合同成立的法定标准和违约规则都可以改变当事人的行为空间, 促使当事人的决策不仅对自身有利也同时有利于他人, 既利己又利人, 将当事人在缺乏这些规则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损人利己行为排除出去, 使当事人的合作不再冒损失自身利益的风险, 合作顺利进行。在这里法律规则构成了当事人决策的共同认识。

2、集体行动中法律的作用

集体行动是比合同行为更为复杂的合作问题, 不仅参与者的数量大, 而且有的需要同时决策, 有的则是先后决策, 更复杂的是信息既可能不完全, 也可能不对称分布。我们以下面这个集体行动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工人在货币工资相同的情况下, 对雇主的选择取决于雇主的风险水平, 工人们更愿意到安全的雇主那里去工作, 而不愿到危险的雇主那里去工作。假定有两个雇主: 商场和工厂,工资都是每月500 元。存在着一个已知的先验概率表明商场有51% 的概率比工厂更安全。择业的100个工人每人都接收到一个关于雇主安全水平的信号, 所有工人都知道每个人有这样的信号,并且每个工人都能看到其他工人根据其接收的信号所作出的选择。信号之间是独立的, 并且其强度是一致的。如果个人接受到的信号表明工厂更安全, 将改变其原先拥有的先验信号。

博弈是这样展开的, 假定100 个人中有99个工人的个人信号是与先验概率相反, 即他们拥有的个人信号认为工厂更安全。只有1个工人A的个人信号认为商场更安全。工人之间序贯决策, 工人A 先行动。根据其个人信号,A 将选择商场。A的先验信念是商场更安全, 其个人信号又强化了这个信念。接下来是工人B 的选择, 本来他拥有的工厂更安全的信号可以推翻商场更安全的先验信号, A 的选择改变了B 的选择。在A 选择之后, B 就可以推论出A 拥有的个人信号, 这样B就有两个信号: 工厂更安全的初始信号和从A 的选择中得来的商场更安全信号。由于信号强度一致, 相互抵消后, 剩下的是商场更安全的先验信号, 因此B A 一样选择到商场工作。所有其他后续决策的工人都将得出同样的结果, 选择商场,从而除工人A 之外的所有工人都否定了他们自己的个人信息, 尽管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接受到的个人信息强烈地表明工厂更安全。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中的信息外部性问题, 第一个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对后续决策者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以致于使后续决策者否定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使整个群体偏离了应有的状态。这表明在信息的汇集上出现了偏差, 依次的个人决策方式不能够起到准确汇集个人信息的作用(这是个人没有激励隐藏其个人信息的情况下, 产生的问题。在个人有激励隐藏其个人信息时, 问题将更复杂)

如果不是顺序决策而是单独同时决策, 那么每个人将只根据自己的信息决策, 就不会出现信息外部性问题。投票机制就是让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决策, 避免决策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制度安排, 类似投票机制的安排阻断了信息在决策者之间的传播, 防止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在无法设计出同时决策机制的情况下, 为防止信息外部性, 也必须设计其他的机制隔断信息的传播。如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中的涨跌停板限制, 就有如此的作用。信息外部性的存在说明信息的分布不一定是越均匀越好。

工人们关于雇主安全程度的信息, 可以看作是一项公共产品。实际上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可以是为生产一定的公共产品而采取的行动。从生产公共产品这个角度来看, 有多种生产渠道: 一是工会可以作为一个收集组织, 将分散于工人之间的厂商信息收集起来, 供工人决策之用; 二是政府强制厂商公开其风险信息, 无偿传递给工人; 三是安全性更高的厂商有激励使自己同风险大的厂商区别开来, 厂商可以自己进行安全性鉴定, 有许多组织可以提供这种服务。这些安排实际上都是避开信息外部性的路径, 因为一旦进入信息外部性路径, 所能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偏离社会最优状态多远的问题, 而不再是是否偏离的问题。

对于集体行动中其他困境也是如此, 仅着重于设计一定的规则使当事人之间进行合作, 由于信息、克服搭便车的成本高昂等原因, 已经难以实施, 寻找其他的合作路径是一个重要的出路, 组织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对策。组织的出现引起了多种变化; 一是组织承担了信息收集的责任。并且在信息收集过程中, 组织的出现改变了博弈的结构。如工会收集厂商的安全性信息, 是工会与工人之间的博弈, 不再是前例中先后决策的工人之间的博弈, 不会再产生信息外部性问题。改变博弈的参与者是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 二是组织发展和完善了信息的评价机制。信息的质量及其代表的含义越来越需要专门知识和机构来进行分析; 三是组织可以克服对策行为产生的机会主义。在科斯之后, 威廉姆森(1985) 的研究通过强调资产的专用性, 提出企业组织存在的原因是为了克服由专用性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94) 则认为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克服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行为。这两种行为都是对策行为。博弈论的分析正是展示了集体行动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境, 尽管博弈论没有给出如何彻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 但是至少给出了努力的方向。法律规则,尤其是关于公共产品和供给机制和建立组织的规则, 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所必须依靠的手段。

3、防止不利于社会的合作

有的合作是社会所需要和希望的, 而有的合作则不利于社会。尽管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收益大于每个当事人不合作时的收益之和, 但如果合作收益的获得是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才得到的。这样的合作是不利于社会的合作。典型的如卡特尔协议、默示合谋等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博弈论的分析能够表明在什么情况下, 这些不利于社会的合作可能达成, 从而为法律认定这些行为提供了依据。

默示合谋是当事人之间就价格达成一种默契, 相互同时采取高定价的策略, 获取收益。但这种默示合谋能否达成需要许多条件, 博弈论的分析有助于明确这些条件, 帮助我们确定默示合谋已经生成的法律条件。假定某行业中有两个厂商,他们只能选择两种价格: 高价格和低价格, 在每一时期双方同时决策选择价格。收益如图例所示。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 显然低价格是每个厂商的占优战略, 这个博弈与囚徒困境具有同样的结构。如果博弈进行有限次数, 逆向归纳法的分析表明低价格仍是每个厂商的占优战略, 不会形成合作定价。但当博弈重复进行无限次时, 均衡的结果发生了变化。当事人是否合作与博弈是否继续进行下去的概率和下一时期收益贴现到现期的贴现因子的大小密切相关。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 未来收益

厂商2

         高         

厂商1    高  10, 10      0, 16

      低  16, 0       5, 5

(图例)

越大, 当事人合作的可能性越高, 当事人也越有激励惩罚对方的不合作行为, 从而默示合谋成为可能。因此在厂商数目较少的行业更容易生成默示合谋。但是当事人的决策必须根据所观察到对方当事人的价格作出。这里有两个困难: 一是对方的定价不容易得到; 二是既使观察到对方定价的变化, 也可能是产品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而不是对方故意削价。因此判断默示合谋, 需要进一步证据。行业协会等组织可以起到收集行业价格的作用,使行业中的每个厂商都可以较容易地得到定价信息。据此可以判断说, 一个具有良好组织性的行业更容易导致默示合谋。需求的扩大使当期收益大大高于未来收益, 合谋的可能性降低。因此需求稳定的行业更易导致合谋。

三、进一步的分析

1、法律规则的形成

法律在促进合作上具有重要作用, 但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法律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从法律的生成源泉上讲, 法律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同意的结果, 也是一种契约行为。但是与参与人在达成协议时,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契约中的利益和主体位置不同, 当在社会中就某项法律规则进行表决时, 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将来在该规则约束下的利益和主体位置。人们将来在规则约束下的位置具有不确定性, 规则可能对自己不利, 也可能有利。处于“无知的铁幕”下, 人们会以集体理性的立场来讨论和选择规则, 这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述的思想(1988)。不过博弈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研究是将一定规则的存在视为既定, 不讨论它是如何生成的。它的分析只是表明了法律规则的引进, 通过作用于博弈的不同环节, 可以促进合作。

但实际上法律规则的选择是十分复杂的, 罗尔斯只是描述了一个理想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规则下各自的位置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斯蒂格勒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明了管制往往是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1999)。法经济学对法律规则性质的认识, 就存在两个主张: 一是认为法律规则是效率的体现, 一是认为法律规则不过是利益集团左右下的产物。显然, 这两个主张都有一定的现实性, 但又不完全正确。法律应当也确实体现了人们对效率、公平等价值的追求, 但法律同时也在反映利益集团的要求, 在为特定的阶层或利益服务。法律是一个混合体。现实中的立法机制也是十分复杂的, 法律的产生不仅受意识形态、法学理论、现实社会关系的约束, 还受立法程序的左右。一个阶层尽管意识到规则对己不利,但由于缺乏立法参与渠道, 而不能成为立法博弈中的一方, 不能将自己的利益主张反映在法律中。也就是说法律也可能是阻碍合作的因素, 在这样的规则约束下, 利益没有得到法律支持的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合作成本就可能高到了使合作无法进行的程度。所以对合作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既定规则下的合作, 更要研究约束合作的规则本身是如何被选择的, 或者是人们在合作规则的选择上是如何合作的。这是合作经济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个体主义方法论

黄少安(2000) 将合作经济学的构建基础依然放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上, 认为合作与竞争一样都是个体自我利益最大化下的选择, 个体之所以选择合作是因为合作的收益大于竞争的收益。竞争与合作的差异, 对选择个体而言就在于, 在竞争行动中, 选择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考虑自身的行动是否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 当事人是纯粹的自利者, 而在合作中当事人的最大化是在利人(最起码不损人) 的基础上实现的, 当事人是有条件的自利者。“互利主义”被认为是合作经济学哲学基础的一部分。

但是有以下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首先,“互利主义”的含义。“互利主义”保证当事人选择合作, 而不是竞争。一个问题是“互利主义”是否就表示一方当事人的合作选择必须以最大化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呢? 另一个问题是“互利主义”与“自利主义”、“利他主义”的区别。“互利”与“自利”的区别在于互利行为必然有促进他人利益的结果, 而自利行为的利人结果则是不确定的。“互利”与“利他”的区别在于互利行为不因为利他而放弃自我利益的实现, 而利他往往是因为利他而放弃或掩盖了自我利益。按照自利程度的不同, 自利行为是自利程度最高的行为, 其次是互利行为,最后是利他行为。在这三种行为中, 自利程度在下降, 利他程度在上升。互利是在利己主义基础上来利他, 本质上为了自利, 但又不同于纯粹的自利行为。行为人选择互利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行为人的理性是递增的(黄少安, 2000) , 行为人不断地从过去的经历中积累准确决策的经验, 调整自身的判断。萨林(Schelling, 1960) 的聚点均衡就说明了这点。

其次, 进一步的问题是, 既然“互利主义”不同于“自利主义”, 那么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作为合作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就存在进一步调整的可能。个体主义方法论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自利主义行为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下得到了充分而精致的阐述。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自利主义最恰当的方法论基础。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 主流经济学取得了高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成就, 这说明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作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合作经济学的发展要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 但更可能的是在坚持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充实。个体主义方法论是合作经济学必要的基础, 但不够充分。因为“互利主义”毕竟不同于“自利主义”, 如何将当事人对他人利益的考虑融入到当事人的效用函数中? 这种考虑是如何形成的? 新效用函数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分析意义等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合作经济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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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威廉姆森, 1985:《合同关系的治理》,中译文载普特曼、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8) 谢识予, 1999:《纳什均衡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9) 阿罗, 1999:《社会选择: 个性与多准则》,中译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0) 黄少安, 2000:《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的构想》,《经济研究》第5 期。

  (11) 罗尔斯, 1988:《正义论》, 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斯蒂格勒, 1999:《斯蒂格勒论文精粹》,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文章来源: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摘自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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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8/3/7 19:00:21浏览次数: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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