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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威慑理论: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魏建

                                   ———刑罚的经济学分析

魏 建,宋艳锴

 

摘 要:威慑理论是法经济学在刑法领域的核心贡献。自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威慑理论归于沉寂,贝克尔复兴了这一理论,近代波斯纳、沙维尔、莱维特等使之更加细致,深入研究了刑罚决定各个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尽管一些实证研究证明威慑效应确实存在,但批评意见始终不绝。在批评意见的激励下以及借助于经济学的新进展,威慑理论在向着更加精致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威慑理论的现实性。

关键词:法经济学;刑罚;罚金;监禁;威慑效应

 

  威慑即通过威胁使对手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威慑理论认为惩罚罪犯可以从两方面减少犯罪:特殊威慑(使已经犯罪的人不再犯罪) 和一般威慑(使企图犯罪的人决定不犯罪) 。对于刑罚的威慑功能,尤其是一般威慑功能在理论界一直争议颇多。在经济学界,虽然边沁(Bentham) 最早把经济学的方法引入威慑效应分析中,但之后该领域的研究被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宰,他们普遍认为威慑不起作用( 兰德斯Landes) 。直到贝克尔(Becker) 使用严格经济模型深入分析了最优刑罚问题,复兴了威慑理论,并引发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使威慑理论更加丰满,成为法经济学在刑法领域最突出的贡献。然而,刑罚威慑效应的存在与否一直没有定论,并且威慑理论本身也有缺陷。那么如何认识威慑理论的地位和贡献,如何使之发展得更加成熟,就成为一个前沿问题。本文将梳理经济学分析研究刑罚威慑理论的历史历程和现代进展,以期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初步答案。

 

一、刑罚威慑理论的发展历程

 

1. 刑罚威慑理论的萌芽

 

享有“近代刑法之父”盛誉的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死刑被广泛地运用于多种犯罪。社会迫切需要实施死刑的理论支持,因此,威慑理论应运而生。贝卡里亚提出了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命题,奠定了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幸福的刑罚理论基础。他的双面预防的刑罚目的观和罪刑均衡的思想,最早体现了刑罚的威慑功能。

“所有的惩罚都是恶⋯⋯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 边沁,1789) ,无理由、无效、无益、无必要的情况下,不应

实施惩罚。边沁在用功利原则指导立法制度和刑罚制度时,将数学方法引入了立法领域,以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丰度、纯度、广度等作为计算指标,对刑罚作用进行苦乐估算。当事人和立法者分别以这些标准确定自己的行为,当刑罚的价值在确定性或及时性上低于犯罪获取的利益,就必须适当地增加严厉性。这是边沁的刑罚威慑功能的基本逻辑。费尔巴哈以边沁的苦乐原理为基础提出了威慑心理强制论。认为罪犯在实施某种犯罪前,总会考虑到将要受到何种刑罚、处罚的痛苦和处罚的轻重,同时还会考虑到犯罪能获得多大的利益(快乐) 。加强威慑的心理强制就在于使人们在犯罪收益与痛苦间建立必然联系,通过对痛苦的恐惧抑制犯罪的实施。

 

2. 刑罚威慑理论的复兴

 

边沁等只是给出了刑罚威慑的一个简单构想,没有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此后,该领域的研究被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宰,他们普遍认为威慑不起作用,认为犯罪更多的是由生理特质、心理变形和社会环境决定,与威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从威慑出发也得不出有意义的刑罚建议,威慑理论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兰德斯,2003) 。并且威慑理论潜在的逻辑是“严刑有助于威慑”,但是现实中常常观察到的严刑并没有有效抑制犯罪,由此也使人们对威慑理论产生了怀疑。

贝克尔重新改变这个局面。在偏好稳定、市场均衡、效用最大化假设下,贝克尔以严谨的数理模型重新表述了威慑理论,复兴了刑罚威慑的理论研究。首先,他将罪犯界定为“经济人”,认为犯罪的动机在于犯罪利益较之相应成本的差异,与道德、心理机能无关。其次,将犯罪界定为负外部性行为,由此他建立了一个衡量犯罪社会损失的模型,通过使该损失最小化找出控制犯罪的最优公共决策措施和最优私人决策措施。指出违法数量随逮捕和定罪概率的上升以及处罚的加重而下降。并且,逮捕、定罪概率和惩罚程度对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再次,在惩罚方式上,在能够适用罚金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地使用罚金,因为罚金只是转移支付,而其他的惩罚方式,如监禁,会耗用社会资源。并且实施罚金无须以获知如违法弹性等难以确知的信息为前提。另外最优罚金的边际价值也可以充分补偿受害者,使其情况至少不会比受害之前更糟。

逮捕概率、定罪可能性以及惩罚程度的增加将减少违法数量,这一威慑理论的重要命题引发了后来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惩罚程度与逮捕定罪概率的均衡、罚金和监禁经济特性的比较、法律执行和司法程序的分析等多个方面,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验证,由此重新激发了刑罚威慑和预防犯罪的效应研究热潮,威慑理论由被遗忘的边缘重新走上了刑法经济分析的中心地带。

 

3. 刑罚威慑理论的再度繁荣

 

在波斯纳、沙维尔、莱维特等的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威慑理论在贝克尔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波斯纳的贡献在于给出了威慑的经济理论基础。波斯纳认为犯罪也是一种交易形式,只不过是一种成本更高的交易方式,犯罪破坏了交易的结构———应享权利可以以交易成本更低的自愿交易方式进行转移,而不是采取不经同意的强制交易(盗窃、抢夺) 的方式来转移产权。给予犯罪者以高于损失补偿的惩罚,将引导罪犯以自愿交易代替强制交易。所以给予更高惩罚的目的在于威慑。在波斯纳这里,更高的惩罚是根植于对市场之上及其效率的坚守。由更高惩罚产生的威慑,不仅在于阻止犯罪行为,更在于对自愿交易的促进。

在波斯纳奠定刑罚威慑理论基础的同时,最佳威慑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了威慑理论。贝克尔已经指出了确定社会最优的刑罚和威慑的基本思路,但是需要进一步细化其中的有关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沙维尔和莱维特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沙维尔指出在法院对于违法行为的发生信息以及使用何种惩罚的信息有不同判断时,非货币性刑罚的执行以及达到最佳威慑的逮捕定罪概率和严厉程度的组合就是完全不同的。莱维特和凯塞尔选取了执行强化惩罚较为彻底的美国加州的数据作为样本,开创性地使用工具变量将刑罚的“威慑”与“剥夺公民权”效应分离开来,证实了威慑效用的存在、威慑的效果。同时,他还证明了刑罚存在边际威慑递减规律。威慑的效用差异也被波兰斯基和沙维尔证实,他们指出监禁作为一种非货币性的惩罚,当事人的风险偏好不同,对于监禁时间的长度、对未来效用贴现的认识就不同,威慑效用自然也有差别。

总之在贝克尔之后,刑罚威慑理论研究再度繁荣,成为法经济学在刑法领域的核心贡献。

  

二、刑罚威慑理论的主要内容

 

1. 罚金刑的威慑效应分析

 

罚金是通过剥夺犯罪人一定数额的金钱来发挥其对于犯罪人以及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的威慑作用。17 世纪,威廉·配第指出,“应该尽量避免这类处罚(死刑、断肢等) ,把他们改为能增进劳动和公共财富的罚款”。罚金是一种有效的惩罚,对各种程度的犯罪都有威慑力。它还可以剥夺人的非法所得,并对部分罪犯具有一定的改造作用。执行罚金刑,在犯罪人心理上形成威慑贪利犯罪的“发动机”,威慑效应更加直接和具体。对犯罪行为判处其他刑罚概率极低的情况下,罚金刑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鼓励适用罚金而不是徒刑。不仅是因为徒刑不为国家创造收入,而罚金创造了收入,还在于徒刑的社会成本要高于从有偿付能力的被告处征收罚金的社会成本。”(波斯纳) 在执行罚金数额的任何增长都无成本的假设下,旨在抵消罚金增长以维持预期处罚成本不变的任何查获和定罪几率的相应下降都会减少实施成本。因此,在保持罚金威慑不变的情况下,支出曲线和等威慑线相切的点,即是高额的罚金和低调查定罪概率的结合,此时达到了惩罚严厉程度和确定性的最优组合。

进一步地,如果侦破概率确定,在严格责任原则下,此时的最优罚款为加害人的财产总额。当个人风险厌恶时,最优的罚金额低于风险中立的情形,当事人更容易被威慑到。在过错责任条件下,最优的结果和严格责任相同,风险厌恶者比风险中立者更容易被威慑到。并且,过错责任原则要优于严格责任,它不需要对风险厌恶者施加刑罚而能对危害行为实现期待的威慑效果;如果侦破概率不确定,通过罚金额和发现概率的不同组合可实现任何特定程度的威慑。因此,为节约社会的执法成本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最高罚款和相应较低发现概率的威慑组合。这一组合的确定依据乘数原理:罚金的数额等于损害和惩罚概率倒数的乘积。

罚金刑的威慑效应受到当事人财富水平、风险偏好的约束。对于无力支付罚金的人或者有足够的金钱支付罚金的违法行为人,威慑效应可能很低,甚至为零,过重或者过轻的罚金极可能导致过度威慑(over deterrence) 或者威慑不足(under deterrence) ,此时社会福利水平并非最大。并且对于极度厌恶风险的当事人,罚金的增长将不会是一种无成本的转让性支付,真实社会成本将随罚金的增长而增长。罚金过于严厉,也消除了刑罚的边际威慑力。因此,由于执行成本的存在,特别是审核罪犯财富的成本,允许一定的威慑不足也是有效的(波兰斯基和沙维尔)

 

2. 监禁的威慑效应分析

 

与罚金不同,监禁的社会成本要远远高于征收罚金的社会成本。监禁的成本主要包括建造维护监狱的成本、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成本以及被监禁人丧失生产能力的机会成本。因此多数学者主张监禁是对于不愿意缴纳罚金或者无法缴纳罚金犯罪者的一个补充。但莱维特指出,对罪犯处以监禁主要是为了剥夺权利而非制裁。当事人从犯罪行为中所得到的收益越高,对威慑的要求越高。如果当事人从犯罪行为中所得到的收益足够大,以至于无法实施威慑时,最佳的策略是不实施任何惩罚。因此,在严格责任下,由于执行成本的存在,最优刑期可能为零。若最优刑期为正,它可以小于、等于、大于临界收益。所谓临界收益是当事人实施犯罪的最低收益水平要求,在临界收益水平之上当事人将实施危害行为,刑罚无法威慑犯罪行为,在此之下当事人被威慑。当刑期大于临界收益要求的刑期时,出现过度威慑,反之出现威慑不足。

侦破概率未给定时,对于风险厌恶和中性的当事人,在不削弱威慑效应的前提下,出于节约社会资源的目的,依据乘数原理,刑期越长,需要的侦破概率越低,执法成本有很多的节余,因此最优的刑期是终身监禁。对于风险偏好者,增加刑期带来的执法成本的增加额有可能高于降低发现概率的成本的减少额度,因此,最优的惩罚就不一定是终身监禁。并且,监禁的威慑效应并不随着刑期的延长或惩罚概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强。监禁时间对罪犯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增加和刑期的长度增加比例不同就使最优刑期有着不同的结论。对于风险中性的当事人,如果前者的比例和后者的比例相同或者前者更快时,经济分析的结果仍然依据乘数原理,最优的策略仍然是高惩罚力度、低侦破概率的组合。当前者增加得较慢时,或者考虑到当事人对即期的贴现,提高惩罚的力度和降低调查的概率,反而会增加执行成本,最优的策略是适当的刑期与相对较高的惩罚概率。

 

3. 罚金和监禁刑的结合

 

罚金以较低的执行成本、不损失社会福利的比较优势,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推崇。此时,个人的财富水平就成为实行这一政策的关键。在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条件下,罚金的最高额和适当的监禁相结合的结论已经被广泛接受。

当惩罚的概率不确定,使用最高额罚金的前提下,延长刑期且降低逮捕定罪概率会产生预期威慑效应不变的结果。但是威慑效应会因预期罚款降低而下降,因此逮捕和定罪的概率不能依照刑期延长的比例而降低。只有执法成本的结余足够多时,提高监禁惩罚才符合社会的期望。同时惩罚的政策旨在告戒人们违法行为的危险性,并且由于个人的财富水平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开的个人信息,执法部门对于财富信息的不完全,高罚金并不能如实地施加在高财富水平上,从而影响刑罚的威慑效果。因此,执行监禁是可取的,以补充威慑那些罚金不能威慑到的违法行为,同时引诱富人缴纳罚金,暴露自己的财富水平。因此,当罚款和监禁一并适用且概率经适当选择时,最优监禁惩罚的刑期并非越长越好(波兰斯基,2004)

  

三、威慑效应的实证分析

 

1. 一般性的实证分析

 

鉴于一直没有找出刑罚威慑效应是否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经济学家意图用精确的计量方法,研究刑罚实施和犯罪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以证实或者证伪威慑效应。

一般地,对威慑的实证研究试图把犯罪解释为三个变量的函数:第一,预期惩罚的值,即被判处惩罚的概率和判处惩罚的乘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条件。比如失业率和该国的收入水平,这些被用来衡量犯罪的机会成本。在非罚金的惩罚方式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这一机会成本是该刑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某些社会经济变量,如人口的年龄、种族构成和城市的文化水平。这一水平通常能准确地表现当事人的犯罪动机和社会评价状况, 因此考虑能否受到威慑以及用何种方式来威慑时,这一变量非常重要。

布鲁门斯坦和纳金对于20 世纪60 年代和70年代的逃避征兵和对其惩罚所做的研究,结论是较高的定罪概率和较高的惩罚水平将导致较低的逃避征兵率。沃尔滨利用1894 1967 年内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时间序列数据资料来检验这些国家的威慑效应的研究,发现英国的犯罪率是惩罚的概率及其严厉程度的反函数。惠特研究北卡罗来纳州641 名男子在假释后三年内的行为,收集了他们在这一期间是否再次入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历、是否酗酒或吸毒等方面的资料,指出被判刑和监禁的概率越高,每月入狱后又再次被捕的人数越少,证实了犯罪和入狱的经历会减少高风险罪犯的犯罪这一假说。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所1978 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威慑效应的专门小组来评估对威慑做出的许多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支持威慑的论据显然要多于支持无威慑的论据[1 ]

 

2. 死刑威慑效应的实证分析

 

出于边际威慑的考虑,死刑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于死刑威慑效应的实证研究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第一,对死刑威慑效应的肯定。分析执行死刑对凶杀的影响的一般做法是,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前提下,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离出某一变量对其他的变量的影响。埃里克研究了美国1935 1969 年间凶杀率与执行率之间的关系,得出明显的负相关:即执行的概率越高,凶杀率越低。

第二,对死刑威慑效应的质疑。世界上已经有128 个国家已经废除或者实际上废除了作为酷刑代表的死刑。并且统计数据上的缺陷、研究方法上的不当等也是人们置疑上述研究结论的利器。阿维奥认为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谋杀供给方程式的观察和试验评估运转,有关死刑之遏制效力的争论现在已经主要集中于关于谋杀率执行风险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由变数的符号、量、统计学的重要性来证明”。谢林最早研究了死刑的威慑效应,他通过对有死刑和无死刑的毗邻各州的杀人率、同一个州在死刑被废除和恢复期间的杀人率、已颁布和实施死刑的法的城市的杀人率这三个要素的比较,结论是死刑对杀人罪没有威慑作用。

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死刑是剥夺人生命权的惩罚,而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死刑是成本最高的刑罚。就创造财富而言,剥夺人生命的同时,也剥夺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能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虽然,死刑是唯一完全、永远与不可变更的剥夺犯罪能力的刑罚。但是现有研究对于死刑是否具有威慑效应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整体来看,否定死刑威慑效应的一方似乎占据了上风。布卢斯总结说近年来已经获得了众多追随者的一个假设是,死刑执行或许是刺激而不是控制犯罪。大多数的专家好像都认为死刑对犯罪的影响是中性的,那些坚持死刑具有特殊的威慑效果的政客实际上是将死刑作为其对犯罪持强硬态度的象征而予以支持的[2]

  

四、刑罚威慑理论质疑与进一步精致化

 

1. 质疑与批评

 

尽管贝克尔对刑罚威慑研究的复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该研究的质疑也一直不断。

卡恩将对刑法威慑经济分析的质疑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法的经济学分析对报复主义、剥夺能力等刑法目的的内在价值的评价,无法达到概念性的、根本性的高度。第二,威慑理论缺乏真正属于其本身的价值判断标准。对刑罚的经济学分析,表面上看来是应用前瞻性的方法,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下,确定对责任人施加何种程度刑罚、以何种概率逮捕定罪,与传统的基于道德价值判断的分析不同。但它仍然无法摆脱价值判断问题,如最优刑罚组合的决定就依然需要决策者的价值判断而威慑理论没有对此给出回答。经济分析仍然具备报复主义等价值倾向,陷入了价值选择的困境。第三,刑罚的经济学分析仍然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然而,威慑应随着环境、时间的变化、刑罚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变化而变化。虽然经济学家已经运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方式,有所突破,但仍需进一步的深入。

同时威慑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理论难题,如边际威慑为零问题。显然当边际威慑为零,对更严重犯罪的威慑效用一定为零,或者可以说是对更严重犯罪的刺激。死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边际威慑为零的情形,这也是导致死刑威慑效应研究结论相互冲突的重要原因。由此需要更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威慑理论。

 

2. 刑罚威慑理论的进一步精致化:行为经济学的引入

 

正如威慑理论的批评者所言,很多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一时的冲动,或者忍无可忍、或者对将要受到的刑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理性选择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假设,按照这样的假设分析得出的结论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此,建立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被引入了对刑法的分析中,已有学者做出了大胆尝试。

Gottfredson Travis Hirschi 把自我控制能力引入刑法的研究中,认为犯罪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缺乏自我控制力。因此,有限意志才是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莱维特已经对这方面作了实证研究。Alon Harel Uzi Segal 认为既然判处罪犯受到何种刑罚、调查逮捕的概率与犯罪决策密切相关,那么运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观察罪犯对于判刑和惩罚概率态度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罪犯更倾向于在惩罚不确定、调查和定罪概率确定的情况下违法,因此,加强某项犯罪将要得到的刑罚的确定性,同时降低调查和定罪的概率,仍然是有效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行为经济学使对刑罚的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了相对更加现实的行为假设之上,更能反映罪犯从事违法行为的真实情况,正如Alon Hare Uzi Segal 所言: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提出问题仅仅是为了再次肯定它。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入威慑分析中,将会使其更加深入。

  

五、结论:刑罚威慑理论的边界

 

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讨论,到功利主义的“大多数人的幸福”思想引入,再到运用统计的方法、数学模型和几何图形对某些法律行为做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刑罚威慑理论本身不断地在系统化、精致化。虽然,刑罚的威慑在解释某些犯罪惩罚选择上显得无能为力,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正如挪威刑法专家安德聂斯所言“威慑确实存在的,并非幻想”[3] 。更为重要的是,威慑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论边界。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刑罚威慑理论,尤其是自贝克尔以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约束下,给予犯罪行为以什么样的惩罚是最优惩罚。它并没有试图解决哪些行为应被确定为犯罪行为以及为什么被确定为犯罪行为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惩罚和如何惩罚才是其理论核心,所以不能以威慑理论缺乏价值判断来批评它,因为,它不关心为什么会受到惩罚,也不讨论这个问题。

明晰了威慑理论的边界后,可以明显地看出刑罚威慑经济分析的进步所在。它不仅使边沁等的理论构想成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通过实证研究,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理论与现实的一致程度,从而成为法经济学该领域的核心贡献。

 

参考文献:

[1] 考特,尤伦. 法和经济学[M]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97 - 399.

[2] 罗吉尔·胡德. 死刑的全球考察[M] .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220.

[3] 安德聂斯约. 刑罚与预防犯罪[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28.

 

 

      

摘自《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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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7/9/19 19:19:09浏览次数: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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