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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的教育──民主的工具
文/丁证霖

                    “多数”“民意”原则的困惑

                                       ──杜威民主理论简介

 

 

多数意见取胜,可否作为民主原则?问题是如何界说“多数”。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主政治的票决,不包括奴隶,也不包括平民的意见,只局限于从贵族中选出的最富有的人组成的百人团。百人团中的多数也罢,全体也罢,相对于罗马的众生只是绝对的一小撮。这样的多数票决只比中国的一道圣旨好一点点。

 

也许有人会说,“多数”是指人民中的多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若真的让人民自由公决什么事情,也许他们会做出毁灭自身与人类的选择。从纪录影片中可以看到,德国人疯狂拥戴希特勒的场面、老毛在天安门城楼接受红卫兵朝圣的盛况。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些愚民、暴民。对!但在遵行多数票决的民主原则时,怎样才能判明谁是愚民或暴民呢?又怎么才能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呢?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岂不违背了多数意见取胜的民主原则吗?

 

站在时代和社会前沿的精英始终是少数。因为他们太前驱了,人民无法认识他们,或敬而远之,或视他们为异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看来,“民意”也有错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说,“民意”与真理、价值是不同范畴的术语。对,是各不相同的概念。哥白尼之前,人们都自信太阳或宇宙围绕地球转;谁要说“非也”,民众就会激愤地大叫“烧死他!”一六○○年教会烧死布鲁诺,难说不合“民意”。对外侵略是反价值的意志。历史上有过若干民族全体的“民意”要征服它邦。即使当今社会,也难保世界上不发生类似事件。针对上述的非理性的“民意”,遵循多数意见票决的民主原则,该予以肯定呢?还是要予以谴责和斗争?

 

上述问题,便是“多数”“民意”的民主原则带来的困惑。会不会多数意见取胜根本不是民主原则?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机构或团体要作议决,不得不采取多数意见取胜的票决程序。议事程序不等于原则。民主要尊重多数,但也尊重少数。但服从多数不等于民主。民主社会一定会采用多数票决的程序,但专制极权社会不一定就会排斥多数票决的程序。“民意”如果是反科学、反伦理、反人道的,那我想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去争取这样的“民意”民主原则,人们宁可不要这样的民主。民主理应与科学、价值结盟,而不应相互分割并对峙。

 

就政治范围谈论民主,其社会效用很有限,其界说纷繁,其形态很易被扭曲,其精神很易被篡改,其实施很易被误用,其讨论往往是自设陷阱。怎么办?困惑,困惑!

 

进入二十世纪,杜威另辟蹊径,为民主和民主主义找到了现代的全新的解释。杜威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引自《胡适的自传》)民主理论从杜威起,别开洞天。

 

杜威心目中有一个民主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是要打破国与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社群之间的畛域(界限或隔阂)。我理解,这一理想是追求平等。这个平等是人格上、心理上、文化上的平等,并不是财产平等。在这样的平等条件下,多数与少数、富翁与贫民、白人与华侨、中国大陆与台湾,统统平等相待。根据这样的民主理想,社会上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当然制裁还是少不了的,不过不倾向诉诸暴力,而倾向依赖理智。

 

如此美好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杜威认为有两大原则,或说途径,一是沟通,二是合作。

 

沟通,就是彼此交流、了解、讨论和商量。沟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能凌驾于谁,否则无法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彼此在态度上是平等的、诚恳的;交流的内容是透明的,心态是坦荡的。这是一个相互发表(表达)、相互了解、互相协商的过程。人们通过沟通分享了经验,融合了文化。

 

沟通的消极的作用是避免或减少冲突。沟通的积极的作用是形成彼此间的合作。

 

杜威一再呼吁,社会各种族、各阶级、各社群之间的“通力合作”(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英文版)。合作就是人们共同为生活的进步去做些事,去解决各种问题,以求互利。合作与沟通一样,需要平等相处。合作的过程也和沟通的过程一样,会促进平等。合作和沟通不是分割的过程,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它们存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贯彻始终。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社会民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遵循的原则就是沟通和合作。

 

杜威界说的民主和民主理想,不是一个静止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或目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是社会自我调节和进步的过程。杜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预定的和终极的社会理想。杜威的理想没有一幅憧憬未来社会的蓝图,有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解决问题的社会改良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因此,民主主义的理想,既是民主的过程又是民主的目的;过程与目的是同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实验科学的方法,民主与科学是统一的。解决问题的沟通和合作的精神是文明的。于是,民主与价值观的改造是协调的。在杜威的理论中,民主、科学和伦理、道德是一体化了的,相辅相成的。它们统一于什么之上呢?统一于生活方式上,统一于经验上,也就是统一于人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上。杜威把民主的概念由政治扩大到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的范畴,是哲学上和民主理论上的一大革命。本来倒长的民主之树,被杜威顺了过来。民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人人有份。杜威十分注重“分享”,以为民主的实质就是大家“分享”经验。这个“分享”是人们通过沟通和合作,通过一起致力解决问题而获得的。“分享”越多,人们的经验就越广泛、丰富,社会就越平等,越进步。

 

民主社会不按教条行事,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本着沟通与合作的精神,去解决问题,“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引自《胡适的自传》)解决问题需要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个方式便是实验科学的方法──“智慧的方法”。实验主义的方法有五大步骤。

 

(一)疑难情境

 

生活中有许多事很顺遂,无需想办法。生活中遇到了疑难、困惑的情境,才引起人搔首抓耳想法子──思维的起点。譬如说,中共说要两岸统一,台湾说国号不同、制度不同……这就引起了两岸高层和人民的议论纷纷,思考如何解决这一困境。问号是智慧的催化剂,没有疑问就不需要智慧。疑难情境不是自行送上门的,是人与环境打交道才发生的。所以,杜威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不是经院哲学。

 

(二)确认问题

 

遇到了疑难情境,如果只是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不是智慧的表现,永远也无法解决问题。要从疑难情境中的种种事实和材料中找到疑难的症结所在,才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遇到简单的疑难情境,问题很容易被辨认。遇到复杂的情境,就要下一番调查的功夫,将众多事实了解清楚,将它们排队,理清头绪,分析比较,才能找出问题之所在。譬如说,一位病人向医生说,感冒了,还腹痛;如果医生只是根据病人的主诉作判断,就很容易误诊。医生往往要给病人作一整套检查,然后综合运用内科、外科和病理学等知识,确认病人的毛病的部位和性质。否则就是武断,就不是科学的思维。

 

(三)假设

 

问题的症结找出来了,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计划──假设。提出假设是科学思维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假设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要作一番对有关知识和经验的考查,要发挥创造思维,形成创意。譬如说,中国针对电子不足和长江水力资源丰富这一情境,确定要建水电站。为造水电站,有两种假设。一种是参考了世界各国建水电站的经验,认为应在长江支流干线上造星罗棋布的中、小型水电站。另一种是现在正在施工的、在长江上游造个拦江大坝,做一个一鸣惊人的秦始皇长城般的水电工程。假设不能马上投入实施,还要经过推断。中国人学老毛的《实践论》,牢记“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遇事总是急于把假设付诸实施,结果没有一次不碰得头破血流。邓小平的什么“摸着石子过河”,干脆一点理论都不讲,靠猩猩都会的“尝试─错误”的行为,指挥人民搞什么“改革、开放”。毛、邓都没有一个懂得科学,还拼命骂杜威,结果是祸国殃民。

 

(四)推断

 

针对假设,收罗广泛资料,深入研究比较,对假设作种种诘难。通过诘难,或推翻原先的假设,或修改之。总之,推断要考察假设所含的结果,确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合理的、优选的解决方案。就拿三峡水电工程来说罢,建中、小水电站的假设,推断起来有许多优点,如技术上有把握、资金投入少、生态保护好、意外风险低、收效快等。而那个现已投入施工的庞大水电工程,早在推断时就已有专家提出许多责疑,列举出了它的弊病。按理说,两派意见的辩论应当继续深入,才能优选或重做一个好的假设。可是,中共当局无视科学方法,一味好大喜功。邓小平说,这是政治问题,独断独行地拍了板,工程便胡乱地上了马。决策违背科学,也违背民主,三峡工程恐凶多吉少。即使成功,也是瞎猫逮到了死老鼠,侥幸。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告诫人们在作推断时要慎而又慎。因为推断的正确与否,事关解决问题的成败得失。

 

(五)试证

 

被推定的假设毕竟还只是假定。究竟假设是否真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要经受检验。取证、实验、实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新方法──模拟──,都是检验的方法。通过检验,进一步修正假设,从而达到真理。在杜威看来,试证为有效的便是真理,便可推广实施。

 

杜威认为,这五步法既是科学实验的方法、治学的方法,也是扩充和改造经验的方法,又是教学的方法,以及改良社会的基本方法。社会民主化和进步的过程,就是沟通、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所用的方法就是实验的方法──五步法。欲知详细,请读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一书。

 

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民主公民才能适应民主生活方式,才能有沟通和合作的态度和习惯,才能有实验科学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才能解决各种问题,从而改良自身与社会。

 

杜威指出,民主公民要靠学校培养;教育是建设民主社会的工具。如今世界上有许多人,包括许多职业教育者,都很信赖教育对世界的建设作用,以为教育多多益善。其实不然。教育是中性词。教育是工具,像剪刀、鎯头;它的功效首先不在于数量或规模,而在于谁来用它、怎样用、用来做什么。德国曾经是世界上率先教育事业发达的国家,结果两次发起战端,肇祸世界。中国50年代之教育,其发展在规模上举世瞩目,结果中国还是搞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教育有好坏、新旧之分。坏的社会必定推行坏教育,必定培养出坏蛋。所以说,教育只是工具而已。“文革”后,中国国内、外的好心人呼吁发展教育,往往倾向于数量上的发展。最近,张艺谋搞了一部电影《一个不能少》,着笔在教育经费问题。依我看,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障碍就教育问题而言,根本不在文盲之多少,而在于学校蓄意地培养了太多的有文化的流氓。中国的知识份子中,有很不少是中共的可靠而又得力的帮凶。如此反动的教育的性质不改变,加经费、增人数有什么用?一个受过坏教育的流氓要比一个文盲的流氓坏上千万倍。卢梭的教育名着《爱弥儿》说的是:他那时代的法国腐败了,学校坏透了,与其让孩子到学校去受罪、变坏,还不如让他回归自然、率性地发展。这就是自然主义教育。它对杜威和进步主义教育有较大影响。

 

杜威为了确保学校能培养出民主公民,对旧教育(传统教育)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对进步教育展开了创造性的探索。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教育运动,“指责传统学校以牧羊式的方式对待儿童,把他们赶进机械服从的羊肠小道。”(引自叶澜、丁证霖编写:《新编教育学教程》第160页)进步教育要缔造的教育,旨在“智慧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儿童解决问题并学会使用科学方法,……教育一个完整的个人,一个有感情、爱好、责任心和思想的个人”,鼓励学生“合作、利他主义、国际主义、团体生活和对社会研究的兴趣”(引自美国康乃尔:《20世纪界教育史》英文版)。

 

杜威的教育强调一个变字。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保守的、停滞的社会,而是一个迅速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在科技方面说,在学校里学习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作以后会发现它早已陈旧了。在社会的思想意识方法,在学校里学的一些信条,参加工作以后会发现它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所以重要的不是学习许多现在的知识和信条,而是学会应付变化的本领。应该培养青少年的首创精神,遇到各种新的问题时,知道如何去探究它,解决它。”(引自刘佛年:《开放教育》)杜威的学校就是要学生自己去探究和解决问题。

 

学生将来要进入社会生活。要让学生在学校里学会将来适应社会生活──民主生活方式──的心理状态、习惯和能力,那就只有把教育本身就安排成生活,把学校办成雏型的民主社会,让学生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既然学校就是民主社会的缩影,那么校长和教师却必须尊重儿童,尊重他或她到底。所以,杜威学校的最高教育原则是儿童中心主义,即一切从儿童的意愿出发。杜威希望建立起一种把科学内容与儿童的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的课程和教材,认为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的交接点是“做”。所以,杜威的教学原则是“从做中学”。做和学的过程是一致的,贯彻的步骤就是《实验主义》所提叙述的五步法。

 

20世纪,无论是在哲学、民主主义还是教育领域,杜威都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超越杜威的新学说。因为杜威的理论体系庞大、完整、系统而又严密,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了时代的命脉──变。20世纪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革中的世纪。我们追求民主,不能不学习杜威的学说。但是,杜威的民主生活方式是概念化了的“美国主义”,原则上不适用于目前中国。因为,中国社会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没有上下左右沟通的可能。没有沟通就谈不上合作。没有合作也就无法团体地去解决问题。所以,民运也罢,什么别的民主运动和组织也罢,只要能在中国为人民争得沟通的权益,中国就能按杜威的一套去做。中国改造的突破口是沟通,四面八方的沟通。通,就活;不通,就死。沟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如经络之于人的生命活动那样至关紧要。1920年的一个月夜,陶行知与胡适等密友谈心时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知行书言》。陶行知当年就是要用民主的教育来沟通社会。当年军阀政府给了中国教育极大的自由。可是中共给教育的是锁链。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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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7/3/16浏览次数: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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