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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与权利安排
文/丁利

 

                      ——关于延安黄碟案的一个注记

 

                                          中山大学法学院  丁利

 

摘要:本文对延安黄碟案中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安排问题给出一种博弈论分析。在并非信息完美和核实技术完美的条件下,禁欲者优先的偏好是不能作为均衡结果得到执行的,而好色者优先的偏好则容易得到执行。

关键词:个人自由,权利安排,博弈,可观察,核实技术

Abstract: This note gives a simple game-theoretic analysis of individual liberty and right allocation problem in the famous Yan-an sexual VCD case. Under the assumptions that the lascivious’action is not perfect observable and that the policeman doesn’t have perfect ve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prelude-priority preference can’t be implementable as an equilibrium outcome; on the contrary, the lascivious-priority preference’s implementation is very easy.

Key words: individual liberty, right allocation, game, observable, verification technology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李璟

 

 

引子:道德高尚者优先?

 

盛传一时的延安黄碟案,曾经引来无数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安排的讨论。详细评述相关的争论内容不是此注记的主题,我们也假设读者通过其它渠道已经了解此案的细节。本文关注于一个被故作高明地用来为警察的干涉做辩护而又容易被自由主义者所不屑的说法,即,那对夫妻的邻居不喜欢他们看黄色光盘。如果说法律应该禁止警察破门而入的理由是为了让他们喜欢看黄碟的偏好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允许警察这么做的理由也是为了实现 “道德高尚”的邻居的偏好的充分满足。由于邻居的偏好的充分满足这个结果也是帕雷托有效的,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类似于科斯定理的结论,权利如何配置并不重要。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由于信息和核实技术的不完美,设计制度也并非“怎么都行”。

这个故事里的黄色成分,容易让人联想起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的名篇 “帕雷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这篇197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经典文献中所举的例子恰恰是关于阅读那本有名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当然,更重要的联系在于此注记的主题,即,我们如何(在理论上)刻画权利,以及(在实践中)通过法律制度体现权利主张背后的价值观念并使其得到执行(implementation)。

我们把权利的刻画以及相应的分析纳入一个社会科学的标准范式里,即如图的Mount-Reiter三角所揭示的由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与机制设计理论所构成的规范框架。我们认为,强调不同个体的偏好的充分实现即赋予特定个体优先权,意味着选择了相应的价值标准,从而限制了相应的社会选择规则(social choice rule),而这些价值标准欲通过法律制度得以实现也就限定了一类博弈形式(game form)或者说游戏规则,特别是其中的支付函数。但与通常的机制设计思路相反,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博弈形式的均衡结果及其实施代价,通过对其合理性的社会选择意义上的评价,我们反推强调不同个体的偏好的充分实现的主张的合理性。

 


 

本文后面的内容是如此安排的。我们首先在第一部分对森的经典工作给出一个简要、通俗的介绍;然后,在第二部分用博弈论的语言描述黄碟案,并对不同的权利配置引出的博弈结果做出相对合理性评价。我们试图表明,禁欲者(代表邻居)的偏好的充分实现的目标只有在特别的完美信息和完美核实技术假设下才能够实施;而与之相对,好色者(代表那对夫妻)的偏好充分实现的目标是更容易得到实施的。我们也希望借此部分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应该如何运用社会选择和博弈论的语言合理地分析个人自由选择与权利安排问题。

 

                           森的帕雷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

森的定理极其简单,它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以下的表述不是非常严格的):第一,个人偏好的无限制性,即,对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的所有状态,任何逻辑上可能的个人偏好都不应该被先验地排除;其次,帕累托原则,即,在两个社会状态甲与乙之间,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甲不差于乙,并且至少一个人认为还要好,那么社会也应该认为甲比乙好。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大家都好得不能再好,因为如果要有一个人还想更好,那就意味着损害了其他人;第三,最小自由原则,社会应该赋予至少两个人各自在至少一对社会状态之间有选择权,即,如果他喜欢甲胜于乙,则社会不应干涉,就是说,社会也应该认为甲比乙好。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应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用森的话来说,你侧卧而不是仰卧睡觉(或者如吉巴德所言,自己家墙壁的颜色是白色或黄色)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即便其他所有人都希望你仰卧。但证明,对二人以上的社会,不存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社会选择函数,因为帕累托最优和最小自由原则合在一起,会出现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孔多塞投票悖论类似的循环性结果。

定理的内容可以用缪勒在《公共选择》中修改过的例子(森是它的原始作者)揭示出来。假设一个二人社会由好色者与禁欲者组成,他们面对着那本有名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好色者希望由禁欲者来读这本书,但相比谁也不读它而言,他宁肯自己来读它;而禁欲者则希望最好大家都不读这本书,但相对好色者读来说,还不如他自己来读。如此则有下面的结果矩阵:

 

在森最初的社会选择的框架里,在结果a、b、c之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社会偏好序从而选出社会最优方案。禁欲者的偏好是 ,好色者的偏好是。根据最小自由原则,赋予禁欲者在(a,c)上的决定权,好色者在(c,b)上的决定权,那么分别有c好于a和b好于c;但是据帕雷托原则,有a好于b,出现循环。

森对自由的刻画似乎遮蔽了一些问题[1]。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社会、制度和权利,那么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最终结果是个人决策与环境共同作用来实现的。自由实际上被赋予博弈框架内了,个人的策略范围就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权利表现为每个人对策略的选择。那么,在技术限定的可能范围内,制度通过对博弈结果的影响限制了博弈者的权利。基本自由体现在个人对备选策略的选择权上(极端的情况是遵守制度与否),所以我们总是存在最小自由[2]

本例中,通过添加结果d,我们得到一个博弈形式的表示。合理的偏好是禁欲者喜欢b胜过d,好色者喜欢d胜过a。显然,禁欲者的占优策略是选择不读,好色者的占优策略是选择读,这个结果b帕雷托劣于a。正如Mueller (2003)所指出的,上述矩阵类似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而博弈论学者杜比的一个定理也指出,大部分博弈的纳什均衡都不是帕雷托最优的。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永远不能完全避免自由与效率之间的冲突。

 

                             黄碟案的博弈论分析

 

在森的例子和下面的黄碟案中,某些人的效用函数的特殊性,使得其他人的行为对他产生了一种外部性,这相当于由个人偏好组合表现出的社会多样性。在博弈论的互动世界里,这种相互依赖性几乎是司空见惯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一定要消解掉这种外部性,而是如何在作为游戏规则的法律制度中处理它。

皮莱格(Peleg, 1998)指出,满足森的最小自由条件与帕雷托原则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纳什执行的。我们下面对黄碟案的分析也是运用均衡执行的观念。我们要表明的是,保护禁欲者优先权的目标很难通过相应法律制度的均衡得到执行,除非我们放弃对社会结果的合理性要求,或者接受对一些基本事实判断的不同预设。

图一和图二给出了在好色者行动可被观察到与否(相当于警察是否具备完美的核实技术[3])情形下,赋予禁欲者优先权的法律制度下的博弈结构。其中有三个博弈者,即好色者、禁欲者与警察;他们的行动分别是看和不看,告发和不告发,以及干涉与不干涉。为了分析的简单,我们省略掉对禁欲者的诬告进行惩罚的情形[4],我们只是假设禁欲者选择告发是一个(弱)占优策略,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假设禁欲者可以观察到好色者的行动也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所以,我们只须分别考察四个不同的结果上每个博弈者的效用。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警察的效用可以看作主要代表了社会实施制度的必要代价。我们首先讨论图二情形。

结果a上的效用向量是,好色者由于得到享受并且没有受到干涉,有正效用,禁欲者得到保留效用0,警察没有很好的执法得到惩罚

结果b上的效用向量是,其中好色者由于受到干涉只得到效用0[5],禁欲者得到保留效用0,警察执法得到效用0(避免了未严格执法而受到的惩罚)但须付出核实成本 

结果c上的效用向量是,其含义非常显然;

结果d上的效用向量是,好色者由于被冤枉得到负效用禁欲者得到,警察没有很好的执法得到惩罚并且须付出核实成本

如果,那么不干涉成为占优策略,从而好色者选择看。这个均衡结果是会让主张禁欲者优先权的人失望的。

那么,我们假设。简单的数字比较能够看出,此时只存在一个混合策略均衡,其中好色者与警察各以一定概率选择自己的行动[6]。这样禁欲者偏好充分实现的结果cd出现的概率都不是1,从而就不能通过均衡得到执行。

我们把这个结果与保护好色者优先权的情形做一番进一步的比较。通过与上面类似的分析,在任何我们可能建构的保护好色者优先权的博弈中,由于受到干涉与否是特别容易核实的,只要在支付函数中对干涉进行必要的惩罚,那么很容易使得均衡结果是好色者选择看并且警察选择不干涉,禁欲者无论选择告发或不告发,都不影响最终社会的总效用是 。我们这里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为制度设计的目标和评价的尺度[7]

简单的比较告诉我们,任何混合策略均衡的结果都会小于此值,因为abcd四个结果的任何一个中三人的效用总和都不大于甚至小于 [8]

能够与保护好色者优先权的情形持平的,只能是如图一所示的完美信息(好色者行动被完全观察到)和完美核实技术的情形。其均衡路径为好色者不看,禁欲者在好色者看时告发,然后警察选择干涉。此结果的社会总效用为

但综合两种情形,只要图二有任何正的概率发生[9],都告诉我们保护好色者优先权的法律是合理的。而唯一能够让我们修改这个判断的,只能是放弃好色者和禁欲者的效用强度是对称的假设。这在此案的讨论中似乎很少被提及,好像禁欲者优先权的主张者也没有强调这点[10]

 

                                 结语

 

自由与效率、公正之间的冲突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相应的文献几乎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森个人似乎倾向于坚持自由原则,哪怕放弃弱帕雷托原则。作者无力参与争锋,只想指出一个关键的问题:与博弈论一样,社会选择理论在其数学形式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所有重要的相关要素都体现在模型里了。这是我们可以运用帕雷托标准的基础。如果我们预先知道事情是如森的例子的情形,通过某种集中决策和契约限制人们的行动以实现帕雷托效率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事后才知道真相;如果没有个人自由选择,真相几乎就不能被揭示出来。哈耶克的洞察值得我们再次强调,“如果有一些全知全能的人,如果他们不仅知道那些影响我们获得现在想要东西的因素,而且知道我们将来的欲望和需要,那么自由就没有什么地盘了。为了给不可预见和不可确知的事物留有空间自由是不可缺的。所有自由的制度都是对这个基本的无知的事实的适应,以处置机会和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是谦逊的保守主义者;理论只是我们处理复杂世界的一套简单逻辑,而恰当的逻辑及反思,可以帮助我们觉知世界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Peter Hammond (1996): Game forms versus social choice rules as models of rights, in Kenneth Arrow, Amartya Sen & Kotaro Suzumura(ed.s): Social choice re-examined, 82-95, Internatioal Economic Association 1996.

Dennis C. Mueller (2003): Public choice 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zalel Peleg (1998): Effective functions, game forms, games, and rights, SCW 15, 67-80.

Amartya Sen (1970):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JPE 78, 152-157.

 

 

 

 

 

附图:

 

 

[1] 相应的讨论可以参看Hammond (1996)及所引文献。

[2]当然,你可以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强盗拿枪对着你:“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你有选择的自由。”这算什么自由?这个例子恰恰表明,所谓自由与非自由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选择权,而在于制度对此选择范围和选择结果的界定。

[3]核实技术由一个在博弈的前面阶段的结果上的划分来刻画,基于核实技术的支付函数对此划分的每一个元素都给出同样的调整。

[4]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这点,只会加强我们的结论。

[5] 如果假设受到干涉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也只会加强我们的结论。

[6]好色者存在“犯规”的激励,这也是很多类似社会现象中常常表现出来的。

[7] 这个功利主义评价标准可以看作是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结果,谈判双方相同的底线决定了相同的谈判力量,从而谈判解合乎功利主义。如罗尔斯的最大最小规则这样的正义标准会支持好色者与禁欲者之间的混合策略均衡的结果,但这是一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情形;并且,在本文的效用参数中,如果把警察纳入进来则依然不会支持混合策略均衡的合理性,因为它意味着警察的预期效用为负,小于保护好色者优先权的情形。功利主义与最大最小规则之间的相对合理性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想强调,在博弈论的观念下,想当然地赋予禁欲者偏好的优先权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8] 其实,不用我们那些所谓的分析,直觉就告诉我们保护好管闲事的邻居的优先权只会给社会带来额外的制度运行成本。

[9]鉴于现实中的机制设计往往由于实施者的有限理性而导致对“制度规范”的宽泛解释,一项制度通常也会被应用于与其适用场景的近似情形。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制度的稳健性问题,从而持一种统计观念。

[10] 现实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合乎此效用假设的现象,也自然引出不同的关于权利安排的结论。但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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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期:2007/2/7 10:17:32浏览次数: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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