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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算、信息与有效预防
文/魏建

风险、预算、信息与有效预防

———传染病预防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对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才刚刚开始,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艾滋病、天花等疾病的分析上,给出了传染病防治的一些基本模型。但这些分析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我们从传染病的个人预防出发,分别讨论了风险、预算、信息三个因素对个人预防行为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上述约束的个人预防无法实现传染的有效预防,需要政府等外力的介入以突破个人预防困境。

关键词: 传染病; 个人预防; 预防困境; 外力介入

 

一、前  言

对传染病预防和控制进行经济学分析才刚刚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措施进行经济学分析,其中最主要的是成本———收益分析,目的是发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防治措施;二是使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解释、预测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机制,从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判断出发研究和给出最佳的防治政策建议;三是衡量传染病导致的经济损失。[1]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染病的防治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

 

传染病的防治需要付出防治成本,同时也将产生相应的收益。成本主要是实施防治措施而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收益则体现为防治成功制止的传染病可能产生损失的大小。从“经济人理性”角度出发,如果防治成本超过防治收益则丧失了防治的经济合理性。但是由于传染病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因此防治收益具有无穷大的特性。所以,对传染病防治的成本—收益分析,基本上是采取一定收益水平下的成本最小化的分析思路。

 

Hammer(1993) 研究了天花防治措施的成本和收益,提出了成本—效果分析方法(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 。他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天花控制计划的成本和效果。从成本角度看,不同控制计划的成本从1. 30 美元到260 美元(1987 年的美元定价) 不等。从收益角度看,不同控制计划的1 美元投入产生的收益从2. 4 美元到146 美元不等。但他同时指出要准确测量控制的收益和成本是较为困难的。

 

之后,学者们提出了更多的测量防治成本和收益的方法,尤其是针对CEA 方法的防治项目收益与投入之间呈线形关系的不现实假定,提出了许多改进方法。Weinstein (1995) 提出以幸存年限的生活质量(quality - adjusted life years of survival) 为一个主要指标来比较传染病防治的成本和收益。Brandeau et al(2003) 提出了一个将传染病扩散模式与最优防治技术结合在一起用于评价防治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他们指出了许多影响防治效率的因素,如人口的规模、采取防治措施前传染病的存在状态、防治项目实施的时间长度和项目特性等。

 

Philipson(1999) 研究了传染病扩散的一般模式,他提出了“扩散弹性”(prevalence - elasticity) 这个概念。“扩散弹性”刻划的是人们随着传染病的扩散程度而采取的预防水平的变化。他指出随着扩散水平的上升,人们将采取越来越多的预防行动,预防支出也随之上升。预防水平的上升反过来抑制和降低了扩散速度。扩散弹性越大对传染病的抑制水平越高。因此在传染病的扩散过程中,并不是如流行病学判断的那样,前期感染的人越多,必然会导致后期感染的人越多,相反在后期的感染率和扩散水平之间存在一个反比关系。Geoffard & Philipson(1996) 对旧金山地区艾滋病扩散情况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反比关系的存在。

 

Mark Gersovitz and Jeffrey S. Hammer (2003) 指出理性选择假设有助于理解在传染病阴影下的人类行为反应。人们通过基于限制条件选择预防和治疗水平来最大化自身福利水平。因此将个体理性选择与流行病学的动态传染模式结合起来,判断个体的预防和治疗水平将获得可能的最佳社会产出。个体选择为政府干预预防和治疗活动提供了合理性。最优政策通常意味着接受在一整套协调干预降低后的特定水平的感染,将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将为设计干预政策提供一些定性方面的指导。

 

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1) 对于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机制,已经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和模型,如扩散弹性模型和外部性判断等。这些研究将构成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2) 个人的防治行为难以达到有效预防结果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共识。尽管对于失灵原因有不同的判断但基本上都强调传染病的有效防治必须借助于政府等外力。这也是本文继续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 (3) 现有研究还有着明显的不足。如果将防治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作是宏观分析,因为它主要是从整体角度展开分析,行为机制的分析则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分析,是从个体的行为选择出发展开分析。那么现有研究的第一个不足就是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割裂,二者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机联系;第二个不足则是分析多围绕特定传染病的防治和行为模式展开,还没有建立起整体系统的逻辑框架,防治措施的经济学分析与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分析还没有有机结合起来;第三个不足则是没有对于预防给予特别的重视,多数研究是将预防和治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试图为弥补上述缺陷作出些贡献,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提出一个具有综合性质的个体预防行为框架,讨论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个体的预防水平和预防内容,并进一步指出个体预防因为风险、预算、信息等约束的存在而难以达到有效预防,需要引入外力以建立突破个人预防困境的各种机制。

 

二、风险、预算、信息和有效预防:个体预防行为研究

 

基于综述的基本结论,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传染病的有效预防上。因为我们认为传染病一旦流行、扩散,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由此使传染病的预防具有收益无穷大的趋向。预防从主体角度来看,主要是个体预防。但我们将要说明的是受制于各种约束,个体预防难以达到有效预防目标,需要借助于政府等外力来提高预防供给水平。

 

在研究展开前,我们先界定两个基本概念: (1) 个体预防的目标是不使自己被感染; (2) 有效预防是相对于传染病的扩散水平而言的,为实现不被感染的目标个体所采取的基于流行病学要求的有效预防措施和水平。

 

1. 风险与预防水平:基本模型

遵循传统的最优预防原则,即由预期损失决定预防水平,传染病预防水平的决定将主要取决于对传染风险概率的判断。按照汉德公式,预期损失由感染概率和感染导致的损失决定。其中感染概率由传染病的扩散水平决定( Philipson ,1999) ,感染导致的损失由生理损失和经济损失决定。

 

感染概率的判断相对于损失判断来说是更关键的,因为只有被感染,才谈得上损失问题。由传染病扩散水平决定的感染概率由于扩散弹性的作用,将出现两种结果:预防不足和过度预防。当传染病的扩散水平下降到一定水平使人们感觉预防没有必要时,自发预防水平将可能低于有效预防水平,出现预防不足( Philipson ,1999) 。反之当传染病的扩散水平上升到一定水平使人们感觉预防十分必要,预防收益被认为无穷大导致自我预防水平高于有效预防的水平,将出现过度预防。[2]

 

 

 

如图1 ,虚线为有效预防水平,实线部分为个体采取的预防水平。当传染病的扩散水平低于A ,个体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处于预防不足状态。当扩散水平超过B ,个体的预防水平超过了有效预防水平,处于过度预防状态。显然预防不足和过度预防都偏离了有效预防,前者低估了感染风险,后者高估了感染风险。

 

之所以出现感染风险判断失误与个体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行为经济学给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行为经济学观察到人们采取了多种的完全不同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决策方式,这些决策方式建立在启示或偏见的基础上( Korobkin and Ulen , 2000) 。所谓“启示”是指直接影响行为人决策的、行为人具有的、关于事件发生概率的片段性认识。所谓“偏见”则是使行为人的概率判断出现偏差的、行为人具有的认知特性。启示和偏见的形成原因都是行为人的认知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偏离。启示和偏见简化了决策任务,降低了信息收集和决策成本,使行为人得以在繁杂的世界中进行决策,但结果是产生了一些系统性的错误。[3]

 

对未来事件的准确判断———是否被感染,需要行为人在已知感染可能发生的统计信息(基础概率) 的基础上,再根据可得的特定环境下关于感染事件的信息调整基础概率,得到事件发生的判断概率。但是在利用信息对基础概率进行调整时,会产生误差。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启示是指行为人忽视基础概率并夸大事件表象和实质之间关系的认知趋势。尽管在传染病扩散水平低于A ,客观上存在着被感染的可能(基础概率) ,但由于感染事例较少或者较少被报道,人们感受不到威胁而不进行预防。同时过于自信偏见也会发挥作用。即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知道事件的实际发生概率,也会作出错误判断,过于自信偏见就是指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幸运概率高于平均的幸运水平,而倒霉的概率低于平均的倒霉概率。结果就是个体将较小的感染风险归结为零风险,而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当传染病扩散水平高于B ,现成性(Availability) 启示就会发挥作用。现成性启示是指行为人经历或知晓的显著或难忘的事件使行为人过高估计事件发生概率的认知趋势。个体会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在渲染着被感染的可能,因此而使个体得出了过高的感染概率判断,导致过度预防。

 

损失风险的判断包括对生理损失和经济损失的判断两部分。生理损失基本上是由传染病的病理学决定的,按照风险大小依次为: (1) 易感—感染—免疫( Susceptible - Infected - Uninfectible ,SIU) ; (2) 易感—感染—易感(Susceptible - Infected - Susceptible , SIS) ; ( 3) 易感—感染—死亡( Susceptible - Infected -Dead ,SID) 。对于第一种类型( SIU) ———即那些能够获得免疫力的传染病,人们就会表现出有选择的偏好。这主要集中在一些儿童传染病上,有相当的传染病具有“早得早好”的特点,如水痘,年龄越小,感染造成的危害越小。因此在疫苗没有产生前,有些地区就有家长主动促使孩子与染病儿童接触的风俗( Philipson ,1999) 。所以就SIU 类型传染病来说,即使具有较高的扩散风险,人们也不会采取高水平的预防,因为其最终导致的风险会自行消除,尽管在患病过程中还是要付出一定的痛苦和货币成本。结果是SIU 型传染病往往出现预防不足的情形。而对于后两种类型,人们就会随着其致命可能性的上升而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厌恶倾向,致命程度越高,厌恶程度也越高,预防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尤其是对SID 型传染病,由于具有致命危险,容易出现过度预防倾向。

 

经济损失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用于治疗的费用,二是由于患病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对于经济损失在多数情况下,治疗费用越高和现有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越大,因此而付出的预防水平越高。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对货币损失的评价,如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100 元的低收入者来说,患病导致的收入损失将可能危及其今后的生存。而对于月收入10000 元的人来说,患病尽管也导致其当期收入为零,但他以往积蓄足以保证其今后生活。所以与前者相比,后者反而在预防上没有前者投入的努力大。不过对于高收入者来说,也可能对较高的患病机会成本有较高的评价,使其有较高的预防投入。所以,当引入对经济损失的主观评价后,需要考虑的因素十分复杂,结论也不十分确定。不过可以判断的是对于较低的治疗费用(特别是免费治疗) ,除非是SID 型传染病,人们将出现预防不足倾向。而对应于较高的损失评价将引致较高的预防水平。

 

不论是感染概率判断,还是损失风险判断,由于都是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判断,在判断过程中前述行为经济学的机制都将发挥作用。总结风险水平与预防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以下还有待于严格证明的假设性定理:

(1) 当风险(无论是客观风险,还是主管判断的风险) 低于一定水平(A 水平) ,风险可能承担者的预防水平将低于实际风险要求的有效预防水平,即预防不足。相应地我们将A 风险水平定义为预防不足门槛水平;

(2) 当风险高于一定水平(B 水平) ,风险可能承担者的预防水平将高于实际风险要求的有效预防水平,即过度预防。相应地我们将B 风险水平定义为过度预防门槛水平;

(3) 当风险水平处于A B 水平之间时,个体的实际预防水平与有效预防水平基本一致。

 

2. 预算约束与预防水平:考虑支付能力的预防决定

 

(1) 传染病预防与侵权预防的差异:受害者预防与侵害者预防

法经济学中研究的侵权预防,是一种侵害者预防,即要求侵权行为的实施者采取措施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遵循预防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侵权法将预防侵权的责任施加给侵权者。也即侵害行为实施者是最佳的预防者,只要侵害者不实行侵害行为,就没有侵害的发生。最能够有效预防和停止实施侵权行为,并且也是预防成本最低的主体就是侵害的实施者。被侵害者在预防侵害和制止侵害上,与侵害者相比,付出的成本显然要高于侵害者。而侵害一旦发生,就说明侵害者没有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制止,所以要求他们承担预防的责任和侵害的责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使外部性内部化。

 

而对于侵害者预防来说,在要求侵害者付出预防努力、进行预防投资时,侵害者的预算约束很少被考虑。首先,之所以将侵权预防的责任赋予侵害者就是基于侵害者是成本最小预防者的判断。侵害者所预防的基本上是社会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肇始者就是侵害者。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只要侵害者停止实施或不实施侵害行为就足以实现侵害的有效预防,而不作为一般不需要进行额外投资;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是,支付能力不足不能成为豁免法律责任的理由。法律给出的是当事人的应当行为模式。而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应当模式时,法律就要给予当事人以一定的制裁,并不考虑其支付能力如何。如法院不会因为债务人无力偿债而不追究债务人偿债义务,也不会因此而判决债权人的债权无效。

 

与侵权预防截然不同的是传染病预防是受害者预防。尽管在传染病预防中也存在侵害者预防问题,法律也要求传染病患者负有不将传染病传染给他人的义务,但在传染病预防中更重要或者更强调的是,没有患病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被感染成为传染病患者,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染病预防。受害者预防要实现有效预防,就需要进行各种预防投资。而这些预防投资往往是不在受害者的正常预期之内,与正常投资相比是一种额外投资,需要考虑受害者的预算约束。面对预算约束,尽管法律也可以强制受害者承担全部的预防责任,但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法律给定的责任将出现徒有规定而无法落实的结果。因此,支付能力是法律必须考虑的事情。

 

(2) 支付能力约束下传染病预防

个人收入可分成预防支出和非预防支出两个部分。其中预防支出可以为零,而非预防支出不能为零,因为非预防支出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生存,具有刚性,我们称之为生存支出。此时的预防投入水平,在一定的传染病扩散水平下,将由预防投入的边际效用、非预防投入的边际效用和预算约束共同决定。

 

2 中的曲线是个人预防投入和非预防投入的等效用曲线。当传染病扩散水平为A ,由等效用曲线和预算约束线决定的非预防投入为a , 预防投入为a; 当传染病扩散水平为B (B > A) 相应的非预防投入为b , 预防投入为b’。但是此时b 将小于生存投入水平T , b’大于预算约束决定的最大预防投入T’。因此,实际上预防投入b’是无法实现的预防投入,结果就是预防投入不足,低于有效预防水平。

 

其中一种特殊情况是,个人收入水平刚刚够支付生存支出,此时将出现一个“贫困预防困境”。因为收入全部用来维持生存且难以有剩余,所以对因患病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将具有很高的评价,进而有着很高的预防需求。但是由于收入全部被用于维持生存,根本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预防投资,所以个人的预防供给(除那些不需要投入的预防措施外) 基本为零。一方面是较高的预防需求,另一方面是几乎为零的预防投资,贫困人群处于一个预防困境中。而同样由于贫困,贫困人群的生活环境与富裕人群相比,卫生条件更差,被感染的概率越高,面临的风险越大,相应地应有更高的预防投入以提高预防水平。但受制于极其有限的收入,贫困人群难以有个体预防投入,更不用说与传染病扩散水平相一致的有效预防投入。“贫困预防困境”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

 

 

 

 

由传染病扩散水平决定的预防水平并没有考虑预算约束问题,当我们放宽这个假设后,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预算约束下的预防投入水平和有效预防水平(扩散水平决定的预防水平) 之间将出现三种情况: (1) 前者大于后者, (2) 二者相等, (3) 前者小于后者。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第三种情况。

 

3. 信息与预防:假设的进一步放宽

我们进一步放宽假设,将信息问题引入预防决定中。前面我们实际上假定在个体进行预防时,对于传染病的扩散水平(扩散信息) 和如何进行预防(预防信息) 有充分信息。但这是不现实的假设。

 

传染病的扩散信息是人们进行风险判断,进而进行预防决策时,必须依据的基础信息。尽管行为经济学已经指出对于同样的风险信息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但前提是存在着可以获得的有关风险的信息,并且是真实信息。对于扩散信息,它是关于传染病扩散状况的已经发生的信息。所以相对于个体而言,扩散信息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个体并不具备收集全部扩散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个体收集了传染病的扩散信息,当他将信息传递给其他个体时,也会遇到信息是否真实的质疑问题。

 

预防信息是关于预防内容的信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有效预防传染病的感染,由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不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处于信息不完全状态中(由此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确定) ,对于分散的社会成员来说,更是同时处于普遍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两种状态中。所以很多时候,尽管从水平来说,人们可能已经进行了足够高的预防投资,但是从医学角度看人们采取的措施根本就是无效的预防措施,因此而进行的投资也是无效投资,投入越大浪费越多。

 

对于扩散信息和预防信息,个体基本上处于无力供给的被动状态,而缺乏充分信息将使现实的自我预防形成的预防水平和有效预防水平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难以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

 

三、突破个体预防困境:政府等的作用

 

1. 个体预防困境:预防函数

总结个体预防,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受制于风险、预算和信息等约束个体预防难以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

 

在预防水平的决定上,一是由传染病扩散风险决定,个体预防有着两种偏离有效预防水平的取向:预防不足和过度预防;二是受制于支付能力,个体所能够支付的起的预防水平将有可能低于有效预防要求的预防水平;三是扭曲、滞后、片面的扩散信息使个体形成了错误的风险判断结论,进而导致预防水平偏离有效预防水平。

 

在预防内容的决定上,一是受制于缺乏正确的预防知识,个体极有可能选择了错误的预防措施;二是受制于有限的支付能力,个体只选择那些能够支付的起的预防措施(如呆在家中) ,而无法完成那些需要进行支付的预防措施(如喷洒药水)

 

预防水平和预防措施共同构成了个体的预防行为,二者共同影响着预防效果。由此我们构建出一个

 

 

 

 

受制于上述约束,尽管存在着Gersovitz Hammer (2004) 所谓的预防外部性,个体预防将难以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一方面是因为预防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无效预防。[4] 而无论是预防不足还是无效预防,都将产生一种外部性。因为社会要求的预防应当是一种全面预防,其中任何人都应当达到所要求的预防水平,一个人因支付能力不足而出现预防不足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无效预防,都将使社会预防面临瓦解的危险。但仅靠个体的力量无法突破这些困境,需要引入外力。

 

2. 利用政府等力量突破个体预防困境

 

(1) 信息供给

不论是预防水平的决定还是预防措施的决定都与信息是否准确、及时、全面有关。首先是对于传染病扩散水平信息的供给,重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鉴于个体解决不具有权威性,其真实性易被质疑。所以,需要政府或者专业权威民间组织,进行疫情发布,并确保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全面。

 

其次是有效预防信息的供给。一方面在传染病的扩散过程中,由政府、专家或者权威的专业民间组织,及时、广泛地告知民众采取哪些有效预防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政府或民间组织要加大对传染病研究的投入,发现和总结出传染病的有效预防措施,如疫苗的研制和推广。因为如前所述有效预防措施基本上由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有效预防措施对整个社会而言首先是(绝对的) 信息缺乏问题,而不是(相对的) 不对称问题。

 

第三是关于传染病类型的信息供给。对于正在扩散的特定的传染病,政府或权威的专业民间组织要对该传染病的类型(SISSIU 还是SID) 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并公布于众。

 

最后,要建立完善传染病信息供给和获取机制。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发布有关信息显然需要有完善和通畅的信息收集渠道,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传染病信息供给机制。并且这个机制不应当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与社会公众之间有方便、快捷的传递通道,使社会公众能够在需要时及时获得有关信息。

 

(2) 个人预算约束的突破

2 表明要使个人预防投入达到有效预防水平b,必须给予b- T’的补贴。这个补贴主要体现为为感染检查、疫苗接种、治疗以及提供预防物品给予补贴,甚至是免费提供,同时也体现为在预防措施实施过程中征用的私人物品提供补偿。目的是有效突破个人预算约束,提高预防水平,使整个社会的预防水平达到有效预防水平。

 

但是,即使就一个国家来说,同个人预防受到预算约束一样的道理,能够用于预防的资源也将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 也可能出现图2 表明的困境,这就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合作。

 

(3) 预防不足和过度预防的动态矫正机制

不仅要从静态上提供克服个人预防困境的机制,还要根据个体预防的反应变化建立动态的相机矫正机制,以使社会整体预防水平达到有效预防水平。当个体处于预防不足状态时,政府以及专业权威民间组织,要采取如免费检查、强制免费接种疫苗、保持传染扩散信息日常公告等措施,一方面提高个体的预防警惕性,另一方面直接提高预防的供给水平;而当出现过度预防状态时,则要政府采取传递疫情正在控制中的信息、及时发布正确预防措施信息等措施,减少社会的恐慌情绪,引导个体进行正确、恰当的预防。

 

尽管还不能确定上述机制是否达到足以使社会整体预防水平达到有效预防水平的程度,但可以确定的是,引入上述机制至少能够有助于突破个体预防困境,提高预防有效程度。

 

四、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与现有文献一个基本结论相一致,我们的研究也再次强调个体预防难以实现有效预防。从传染病的个人预防出发,我们分别讨论了风险、预算、信息三个因素对个人预防行为的作用,结论是基于上述约束的个人预防无法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需要外力的介入以突破个人预防困境。

 

与现有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我们特别强调对传染病的预防;二是我们在综合现有文献中有关个体预防行为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能够将风险、预算、信息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理解个体预防行为决策和效果的预防函数;三是我们特别强调了预算约束对个体预防行为的影响,而预算约束在已有研究或者被忽视,或者作为一个潜在因素,没有被突出出来。这是本文有所进步的地方。

 

Gersovitz Hammer (2003) 提出将经济学与传染病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深入理解在传染病阴影下的行为机制和应对措施,这个结合才刚刚开始,本文的研究也只是给出了一个理解个体预防行为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本着学科交叉的原则,对于传染病预防的经济学分析来说,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方向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一是更深入地细致研究本文提出的预防函数,并利用实证数据或数理模型证实现在还是理论假设的函数关系,特别是不同风险状态下对人们行为反应的判断;二是研究政府作为理性人提供传染病预防“公共产品”的行为机制;三是研究政府等介入后引致的个体预防行为的变化。

 

 

 



[1] 严格而准确地说,衡量传染病导致的经济损失不属于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是损失的加总,不需要使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被包括在防治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中。

[2] 这里的过度预防导致的是相对于有效预防水平而言的无效预防,而不是相对于有效预防措施而言的无效预防。

[3] 有关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于理性选择模式的批判,请参见魏建(2001) (2002)

[4] 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无效预防情形:一是相对于扩散水平要求的有效预防水平而言的无效预防(实际上是过度预防) ,如有效预防要求一天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足够了,再多喷洒一遍就是无效预防;二是相对于正确预防措施而言的无效预防,如正确的预防措施是接种疫苗,那么服用抗病毒药基本上就是无效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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